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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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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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道明與臺灣省政改革(1947-1948)
    (2009) 夏良業
    二二八事件後,中央政府採納各界建議,將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首任台灣省主席,深獲台人期待。本文旨在探討魏道明主政期間台灣省政府之各項施政,藉以比較與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之異同,另也析論二二八事件對省政當局治台方式的轉變。 省政府成立後對二二八事件善後大致貫徹從寬處理原則,和陳儀主政時期強硬的處置態度顯著不同,但是,面對政府高層和軍事系統的持續介入則是無力禁止。另一方面,省政府透過出入境的管理、全台身份總檢查、在台日人的集中遣返和台灣共黨人士的控管等措施,企圖嚴密控制台灣政局。 行政改革方面,省政府對人事的安排,基本上是以廣用台人為原則,使台籍人士在重要職務的比例顯著增加,但其中仍以「半山」集團為主。其次,省政府和省參議會的關係較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更為緊密,呈現良好又日益頻繁的交流。此時期省政府雖舉行不少選舉活動,亦制定許多地方自治法規,不過缺乏較大魄力的革新,仍未能落實地方自治。 財經整頓方面,省政府順應民情,撤銷專賣和貿易局,展開公營企業民營化等措施。另由取得資金、重建交通、加強水利工程,以及增產肥料等途徑,顯著提升農工商業的產值,但也加深台灣和中國大陸經貿的關連性。此時受中國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導致台灣物價上漲的現象日益嚴重,省政府不僅無法抑止通貨膨脹的速度,其強硬控制市場的措施更是招致民怨。 「中國化」政策推展方面,國語運動和愛國教育乃是省政府文教政策的主軸,其推行方式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相較更顯激進和強烈。另外,省政府對新聞出版事業,一改二二八事件後的嚴格取締,乃藉由積極管理和分別確定各出版事業的權責機關,使得出版事業能進而成為政府推行施政的有利工具。 文官出身的魏道明在軍事系統為主的政治環境中,權力方面受到明顯的約束,因此許多層面仍是無法一展抱負,導致省府施政未能符合台人深切的期待,尤其在地方自治、物資和市場的嚴格控制等,更只是「延續」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政策,缺乏更大幅度的「改革」,實為其施政嚴重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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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陳佳宏; Fupian Chen
    傳統中國統治者對處理反叛事件,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不具正當性的「暴力」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並非鮮事。因此,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看待。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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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許雪姬; Hsueh-chi Hsu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三人,可以說活在同一個世代。而他們所面對的時代,自青壯年皇民化時期,之後日本敗戰投降、國民黨的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撤退來臺、白色恐怖/冷戰時期,乃至解嚴,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生前他們三個人互相認識,惺惺相惜,也都是文化人,但性格有別、結局各有不同。本文利用三人留下的主要史料,參以當代人的旁證,以皇民化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前後、白色恐怖這四個人生的階段來加以比較,以瞭解其共相與殊相。臺灣島在1895,1945年兩易其主,這三位臺灣菁英不能免於在中年改朝換代,各有因應方式,有的積極投入政界卻鳥盡弓藏,終究只是白忙一場;楊有機會進入公務系統,進行臺灣研究,卻因館撤而任臺大教職。呂赫若為推翻國民黨,加入共產黨,為了出版宣傳品,賣祖厝開印刷廠,直接投入反政府活動;卻因鍾浩東被捕,不得不進入武裝基地,從事危險的工作,終至意外喪生。1938年吳新榮說陳逸松是正義的使徒,楊雲萍是熱情的詩人,有異於吳新榮1938年的說法,筆者認為楊雲萍是良心的學者,呂赫若是正義的使徒,陳逸松呢?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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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03-01) 陳佳宏
    日治初期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無奈地選擇現實認同,但有些人的情感認同上還是遙遙託付於祖國原鄉(清帝國→中國)。到了日治中期,臺灣精英領導社會運動向日本爭取權利時,或者由於本身自信不足,或者日帝國的力量過於巨大,一些臺灣精英常必須援引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來與日本抗衡。然而,這類存在慨念裡的祖國圖像,畢竟與中國實體差距頗大,臺灣人往往對中國政治的詭譎與深沉,諱莫如深,甚至一無所知。因此,除非遠離臺灣,前去中國發展,否則臺灣人歸結還是僅能與日本人合作。不過,隨著日本與中國之衝突不斷加溫,日本當局自不能容忍包括臺灣人在內的帝國子民懷有貳心。於是在「皇民化」-日本認同之集體催眠的氣氛中,不惟中國認同頓遭扼抑,戰時的臺灣主體性同等面對沉重的壓抑。二戰的結果,使得臺灣人的「日本化」功敗垂成,但新的中國政府又以極其強勢的姿態君臨臺灣,臺灣主體性不是遭到再次的重擊,便是在中國認同的羽翼遮蓋下而被遺忘。未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發生,翻轉了這股臺灣人的認同歸向,將日治中期以來「自治」的訴求,重新導引至追求臺灣主體性的臺獨認同。本文便試圖以「二戰結束」與「二二八事件」爲兩個歷史轉折點,以臺灣精英爲討論重心,分析其間臺灣之認同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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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變下的北斗林家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1-06-01) 張素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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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之認同糾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陳佳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