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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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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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網址：http://www.taih.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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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search.filters.subject.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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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
    (2012) 張雅綿; Chang, Ya-Mien
    木瓜山事業區北半部之太魯閣區，自古斤釜未入，1937年（昭和12年）底「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設立，使之受到更高規格的限制開發。日本領有臺灣以來，對於山林經營始終以國土保安為基本理念，因此在山林開發皆必須遵守植伐平衡的原則，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國立公的設置可視為山林保護理念之極致，也限制了山林的開發與利用，雖曾有人提議將國立公園地域區分為普通及特殊地域，而將普通地域妥善經營利用，達到保護與開發的最佳平衡，但官方始終未鬆動對國立公園內的保護限制。 1941年（昭和16年）設立的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是集結全臺灣木材業者而成立的特殊會社，唯一任務是供給軍需用材，為政府服務的意味明顯，但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及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等具官方強烈意志國策及統制會社有所不同，會社營運不具特殊與強制力，向各地業者收購木材而供給軍部使用。南邦林業在成立之初，即開始向官方申請林木伐採事業地，其中尤以供給針葉樹材的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最為重要，然因該區域位於國立公園境內，加以地勢陡峭不易開發，縱使多次發文催促，仍卻苦候不得許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木材的需求日益高漲，但向來依賴的進口木材卻不易進口，1942年官方實施木材實施統制及配給工作，依照重要性配給木材；在配給木材的同時，官方亦致力於增產木材。在木材增產的壓力下，官方固守的植伐平衡守則逐步崩解，官、民營林場都無法維持既定的伐跡地造林原則，臺灣山林因戰爭需求快速消耗著。 在此窘迫的情形下，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批准南邦林業經營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此舉代表官方棄守山林保護政策的最後防線，此後臺灣森林伐採完全失衡，一切以戰爭供給而努力。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取得太魯閣大山事業地開發權之際，各項物資納入統制管理，人力、資材皆取得困難，然南邦林業卻能夠在1944年（昭和19年）進行運材系統架設工程，可見南邦林業開發太魯閣的特殊意義。縱使太魯閣大山事業地甫運出木材不久，即因日本戰敗而告中止，未能完成供給軍需的任務，但其在國立公園內的開發事業，亦代表著日本放棄統治臺灣以來，對森林經營採國土保安及植伐平衡為原則之永續經營理念的分水嶺，此後一切皆以軍事木材供給為最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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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
    (2011) 郭怡棻
    向來對日治時代臺灣警察的研究多偏向於制度層面，時間集中在1937年以前；對於日治後期警察的研究，多數關注於「經濟警察」，甚少及於其他，且使用的資料多侷限於官方文獻與檔案、《臺灣民報》及部分文學作品。 因此本文利用大量的官方檔案、警察文獻、報刊雜誌、時人日記、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一方面描寫日本統治後期警察制度轉變的過程，另方面彙整諸多實例，透過「警察與經濟統制」、「警察與社會監控」兩個層面的探討，分析戰時警察在經濟統制和思想言論管控上的任務、職權、執勤實態，並且論及民眾的觀感與應對之道。藉此觀察殖民地警察的角色，以及與民眾的互動關係，俾能適切掌握戰時警察對臺灣社會的作用和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因應戰爭需求而新增的經濟統制、兵事、防空、防諜等重要事務，全部委交警察辦理，顯見殖民政府的統治相當倚賴警察協助。「警察萬能」的特色在戰時更是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此外，當殖民政府賦予警察過多的權限及任務，警察與民眾的接觸更為密切廣泛時，臺灣民眾被警察要求負擔沉重的勞役與供給國家所需物資，並且受到極度不自由的經濟管制和嚴密的思想言論監控。來自國家的暴力，透過警察直接壓迫民眾，使得警民互動過程中，大小衝突不斷，警民關係呈現高度緊張的狀態，也造成民眾普遍畏懼、厭惡「大人」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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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臺灣的婦女雜誌《臺灣婦人界》之研究（1934-1939）
    (2018) 鄭涵云; Cheng, Han-Yun
    摘要 《臺灣婦人界》是1930年代臺灣發行的婦女雜誌，封面繽紛、內容豐富多樣，經常受到研究者的引用。過去針對《臺灣婦人界》的研究多是選擇雜誌中某個特定主題進行討論，並沒有特別探討《臺灣婦人界》所處的特定時空及其整體特色。 本文從整體性著眼，以較為全面的方式分析《臺灣婦人界》的內容特色。 首先，整理臺灣婦人社經營團隊的人際網絡以及影響雜誌風格走向的作者與讀者，從而理解《臺灣婦人界》的主要人物與其特質。 其次，統計雜誌之講座與主題文章，再與「身上相談」煩惱、專訪、照片等內容進行討論，呈現雜誌的賢妻良母女性規範，亦理解到看似多樣的女性形象，實則均融入《臺灣婦人界》孕育女性成為賢妻良母的主旋律之中。 由於殖民地臺灣時空的特殊性，雜誌呈現了臺灣在住日本人與臺灣人兩種不同民族相遇的各種面貌。又因臺灣人女性就學率低迷，能讀日本語的臺灣人女性幾乎集中在中產階級以上之家庭，因此，雜誌中呈現的臺灣人女性具有階級差異的特性。隨臺灣婦人社主導者的更迭，《臺灣婦人界》因其個人立場以及戰爭時局的演變，雜誌中社會教化、響應國策、戰爭動員的內容大量增加，教化的色彩也越行濃厚。《臺灣婦人界》在其賢妻良母的主旋律之外，又和著民族、階級與戰爭的多重奏。 關鍵詞：臺灣婦人界、婦女雜誌、賢妻良母、女性規範、殖民地臺灣、 民族、階級、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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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與動物：臺北圓山動物園的社會文化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鄭麗榕; Li-jung Cheng
    本文主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臺北圓山動物園的案例，從動物宣傳、動物殺害與動物紀念三個面向，就歷史學的角度，探討戰時與動物相關的宣傳、「猛獸處分」政策以及動物慰靈祭，以呈現戰時動物被國家軍事資源化利用的情形。戰爭時期動物園被納入軍事動員，作為提升官方所欲形塑的「戰爭道德」（war moral）的場所，成為精神動員工具，動物展覽、愛護與追悼都是愛國活動的展演。宣傳上巧妙地透過動物強化軍人家族情感，將前線和後方都聯結在愛國的目標下。猛獸處分政策則顯示動物的犧牲被國家合理化，在戰時食糧有限、空襲陰影下，此一政策甚至可能成為心理戰的工具。動物慰靈祭則是透過儀式，強調動物對人類的貢獻，戰時著重對軍用動物的追悼，戰後則轉化為肯定動物帶給人們的歡樂。在戰爭中，動物的價值被國家重新定義，有助於戰力的動物被珍視、被繁殖，無助於戰爭者則被屠殺處理，對動物的紀念儀式，也是為強化利用的目的而舉行，因此剝削愈多，紀念儀式也舉行愈頻繁。因此可以說，動物也參加了人類的戰事，而人與動物的關係在戰爭時期也被重新改寫與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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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與動物：臺北圓山動物園的社會文化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鄭麗榕; Li-jung Cheng
    本文主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臺北圓山動物園的案例，從動物宣傳、動物殺害與動物紀念三個面向，就歷史學的角度，探討戰時與動物相關的宣傳、「猛獸處分」政策以及動物慰靈祭，以呈現戰時動物被國家軍事資源化利用的情形。戰爭時期動物園被納入軍事動員，作為提升官方所欲形塑的「戰爭道德」（war moral）的場所，成為精神動員工具，動物展覽、愛護與追悼都是愛國活動的展演。宣傳上巧妙地透過動物強化軍人家族情感，將前線和後方都聯結在愛國的目標下。猛獸處分政策則顯示動物的犧牲被國家合理化，在戰時食糧有限、空襲陰影下，此一政策甚至可能成為心理戰的工具。動物慰靈祭則是透過儀式，強調動物對人類的貢獻，戰時著重對軍用動物的追悼，戰後則轉化為肯定動物帶給人們的歡樂。在戰爭中，動物的價值被國家重新定義，有助於戰力的動物被珍視、被繁殖，無助於戰爭者則被屠殺處理，對動物的紀念儀式，也是為強化利用的目的而舉行，因此剝削愈多，紀念儀式也舉行愈頻繁。因此可以說，動物也參加了人類的戰事，而人與動物的關係在戰爭時期也被重新改寫與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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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與戰時臺灣流言蜚語的管制（1937-194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1-09-??) 郭怡棻
    本文透過大量與警察相關的文獻，試圖以「警察之眼」去探看戰爭時期臺灣社會流言蜚語的發生原因、流布概況與治安當局的因應之道。另一方面，嘗試分析流言蜚語的內容，並與時代背景相互連結，以了解戰時社會中人們在意、關心、憂慮、恐懼、抱怨、期望的事物。在這樣雙重的企圖下，觀察到當時警察眼中的流言蜚語是由於變動不安的環境與心理、民眾無知的狀態，以及敵人故意散播而形成，對戰時社會尤其具有負面作用，必須透過宣導與取締全力遏止。同時從時人的經驗裡，映照出警察箝制言論的高壓監控方式令多數臺灣民眾噤若寒蟬的實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