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文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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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沿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1995年成立「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2003年成立博士班，致力於培育華語文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教學師資及研究人才。2006年成立「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招收華外語國際生，致力於培養具有流利華語文能力及跨文化溝通能力之外籍華語人才。2006年成立「應用華語文學系」學士班，復於2012年與「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組」整併成立碩士班，招收本國籍學生及僑生，致力於培養全方位的華語文應用人才，以及海外華人社會與文化的研究人才。2012年「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與「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合併為具博士班、碩士班與學士班學制之「華語文教學系」。2017年「應用華語文學系」與「華語文教學系」進一步整併。重整後的「華語文教學系」包含兩個學士班組（「國際華語與文化組」及「應用華語文學組」）、碩士班、博士班、以及數個學程與專班（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兒童雙語教育學分學程、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宗旨
華語文教學系之教育宗旨在於因應當前東風西漸、華語全球化之趨勢，培養各領域所需之國際華語人才，使其能通曉並傳播海內外華人的語言與文化，藉此厚植華語文化實力、促進東西方交流、進而確保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
特色與願景
重整後的「華語文教學系」與臺師大歷史悠久的國語教學中心及僑生先修部構成中華民國高等教育機構中規模最大最完備、且學理與實務兼具的華語文專業人才培育重鎮。師資包含語言學、語言教學、教育心理、認知科學、教育科技、華人文學與文化、海外華人社會等學有專精的學者。學生涵蓋本地生、僑生、外籍生，來自全球各地，具多元背景。師生共構成一個真正生態多樣的學習環境。未來「華語文教學系」將積極與本校翻譯、國際人力資源與管理相關系所合作，強化學生跨語言跨文化素養與行政管理的能力。「華語文教學系」也將強化與國外學校合作，發展符合當代學習趨勢、有實證依據的華語教學方法，建立有特色的華語教學與僑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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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針對越南籍學習者的初級之法律華語教材設計(2024) 阮氏海燕; NGUYEN, THI HAI YEN2016年起，臺灣正式開始推動新向南政策，主要目標是促進臺灣經濟投資向東南亞國家轉移，尤其是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汶萊等國家。 因此，臺灣開啟許多大學培訓計劃，旨在加強學校與企業之間的聯繫，培養高素質與語言流利的專業人才。所以越來越多的越南人，將台灣作為他們留學或海外求職的第一選擇。此外，近年來，對華語的需求不斷增長，學習華語已成為全球的趨勢。如今的學習者對華語的需求不僅限於日常生活交流，還包括專業知識、文化融合及相關技能。一般的華語教材已難以滿足這些高需求的學習者，因此專業華語教材的編寫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來臺就學或就業之越南學習者，不僅要適應臺灣的文化與生活方式，還要瞭解臺灣的法律、法規及文書手續。研究者發現在臺灣，對於越南籍學習者學習之法律華語教材相當缺乏。在緊急的境況下，研究者進行調查研究，針對初級越南籍學習者編寫出一本法律華語，希望可以幫助在臺灣生活的越南人，在學習華語至於，也能同時掌握基本的臺灣法律知識。研究者進行線上問卷調查，共收到102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臺越南籍學習者對學習法律華語之需求程度高。越南籍學習者期待本教材能解決大部分國際學生面臨的法律問題，例如申請居留證、工作證、以及畢業後在臺求職的相關手續。這些都是在臺留學生必須面對的難題。綜合文獻參考，研究者採用呂必松教授的教材編寫原則，進行教材設計，該原則強調實用性與交際性，符合研究者的教材編寫目標。教材編寫完成後，研究者挑選本教材其中的三課進行為期3週、每週3節、每節100分鐘的試教。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學生並蒐集回饋。學生對該教材給予正面之評價，並提出建議，促使教材在內容、設計、活動及教學形式等方面能更加完善。最後，根據學習者的反饋，研究者除了總結出課程之亮點外，更列出教材需改進之處，使本教材在未來的修改及精進後能夠更加完善，並為後續研究提供參考資料。Item 韓語與華語慣用語對比研究(2021) 呂寅瑞; Yeo In Seo在日常語言生活中經常使用慣用語，這種慣用語很容易被母語者理解和利用，而對學習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語言是將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與他人交換的工具。另外，語言和文化是分不開的關係，語言代表著人類的文化。慣用語就是很好地反映語言文化特徵的型式，在一個國家的悠久歷史和民族背景下自然型成，是特定語言文化圈的約定。雖然不符合語法，但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是任何國家都有的語言型態。因此，可以通過經常使用的慣用語來瞭解兩國的語言文化和見解。慣用語是大部分三音節型式，而且具有否定意義。要理解象徵意義，而不是看字面意義。在慣用語的各種素材中，本研究將慣用語分為動物、身體、數字、自然現象、行為等素材，並提出了多種慣用語。慣用語按題材分為動物、身體、自然現象、數字、人的行為，並提出了多種慣用語。將以動物為素材的慣用語分為「家畜」、「非家畜」、「鳥」、「魚」、「蟲」五個部分，瞭解兩國對動物的思想。以人的身體為素材的慣用語分為「眼」、「耳」、「鼻」、「口、嘴」、「手」、「腿、腳」等進行考察，瞭解了素材的派生意義。以數字為素材的慣用語分為「一」、「二」、「三、六、九」、「十、百、千、萬」、「其他」，以自然現象為素材的慣用語分為「風」、「雨」、 「霧、雲」，最後以人的行為為素材，將慣用語分為「與五官有關的行為」和「用手做的行為」、「用腳做的行為」。為了比較和對比韓語、華語慣用語，將慣用語分為「同型同義」、「同型異義」、「異型同義」三種。本研究通過對韓語、華語慣用語的比較分析，來瞭解韓語、華語語言意義擴展的差異。慣用語由於受到該國文化社會影響而產生的獨特的表達方式，反映了使用該語言的人的思維方式或價值觀，對理解社會、歷史、文化有很大的幫助。Item 日本籍地勤人員華語短期密集課程設計(2011) 真島淳隨著華語地區的經濟發展及日本與華語地區之間營運航線的密集化，由華語地區訪日外國旅客人數不斷成長。例如從中國和台灣訪日的旅客人數正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增加著。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各國際機場的地勤人員在服務的第一線上直接接觸來自華語地區旅客的機會也大幅度地增加，故如何增進日本籍地勤人員的華語能力，提升服務品質及作業效率，進而提高旅客的滿意度，這已成為了亟待解決的課題。 本論文採用一般質化研究的方式，首先探討日本的大學所開設之觀光華語課程現況，再以問卷調查以及訪談的方式瞭解日籍航空機場地勤人員對其華語短期密集課程的需求，筆者亦實地觀察他們的工作情形。研究結果顯示：1.與旅客之間的語言溝通是學習者所面對的問題。2.適合機場地勤人員的教學環境必須考量上課時間與地點的因素。3.教學內容要有實用性。4.以情境式的教學達到教學目標。5.具備航空業相關工作經驗的專業語言教師極為重要。 最後根據相關理論和以上的研究結果，提出日籍機場地勤人員華語短期密集課程之設計原則，進而根據其原則設計單元範例，盼能為將來針對機場地勤人員的華語課程設計及教材編寫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Item 漢日語尾助詞對比分析(2011) 郭謦維; Kuo, Ching-wei文獻中許多學者都提到漢語的語尾助詞語義「空靈」，所以對語尾助詞的分析常過於紛雜（如某語尾助詞能表示「種種不同語氣」），其分析成果要在教學上應用也顯得相當困難。有鑑於此，本文試圖為語尾助詞這個詞類找出統一的核心功能，解釋語尾助詞之所以能在語法上體現為一個自然類（natural class）的原因，並且為語尾助詞中最具代表性的五個「啊、呢、吧、嗎、嘛」分別找出個別的核心功能，而這五個核心功能可以自成一個體系。 本文藉由自行建置的口語語料庫觀察語尾助詞的表現，得出一個結論，即漢語語尾助詞是一種「共知標記」（ground markers），其功能是指出交際溝通的基礎──即「共有知識」（common ground）──在溝通進行的當下需要什麼樣的處理，以達成說話者本身的溝通意圖（例如使交際溝通回歸平穩，或希望達到某種語用意圖）。有時說話者著重的是語尾助詞「點出當下共知現況」的功能，有時則著重直接「處理共知」的功能，但這都是語尾助詞核心功能的一體之兩面。而不同的語尾助詞，就表示不同的溝通意圖，標示目前共知所需要的不同處理。據本文討論，「啊」是「共知修補標記」，表示說話者認為當下共知有漏洞落差，需要修補使共知回復應有的狀態；「呢」是「共知推展標記」，表示說話者認為當下共知不夠完整，需要推展使共知更全面深入；「吧」是「共知確定標記」，表示說話者認為當下共知還不是定案或定論，還需要確定共知來達成定案、定論；「嗎」是「共知建立標記」，表示說話者認為某種共知有建立的必要；「嘛」則是「共知喚起標記」，表示說話者認為某部分的共知不在注意範圍當中，有必要使該共知重回注意範圍，以達成種種溝通上的目的。 日語的終助詞如「ね」（ne）、「よ」（yo）等常被視為漢語語尾助詞的對應形式；但觀察本文所建置的漢日對譯語料庫的語料之後，認為不然，漢語語尾助詞和日語終助詞僅在形式上類似，但在功能上是不對等的。本文對比分析的共同對比基礎（tertium comparationis）為「處理共知」，在漢語以語尾助詞體現，在日語則缺少特定的語言形式表現之。本文主張，漢語是傾向「事先於人」的語言，而日語是傾向「人先於事」的語言，所以造成這兩種語言形式在功能上不對等的結果。因此，對日漢語教學應避免這兩種語言形式的簡單對應，而應給予特別設計的教學及訓練，才能有效使日本的漢語學習者能夠避開濫用、迴避語尾助詞甚或直接使用終助詞的問題。Item 現代漢語持續貌「著」與日語相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其教學應用(2009) 清尾奈津子; SEIO NATSUKO「著」在現代漢語中屬於功能詞（function words），也是表示「持續」的時貌標記（aspect marker）。所謂的功能詞，不具實質概念語意，協助實詞發揮更大的功能，而漢語「著」必須藉由與動詞結合後才能顯示其核心意義「持續」，且漢語「著」搭配不同屬性的動詞，所能表示的語義即有所不同。本文除了探討漢語「著」本身的語義外，亦著重「著」與動詞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般認為漢語「著」可以與日語「ているteiru」大致對應，但事實並非如此。「著」在不同的情況下，還可能有「てte」、「てあるtearu」、「ていたteita」、「ながらnagara」等其他的相應形式。本文為了釐清漢語及日語之間的對應關係，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分別從語義（句法）、篇章兩個層次來探討。本文首先對漢語「著」本身進行詳細審視，釐清其語法意義、與動詞的關係。其次比較「著」與「在」的異同，以及探討「著」的篇章功能。最後，對日語「ているteiru」進行探討，從「ているteiru」的成分開始，進而研究日語的動詞分類與日語時貌系統。 本文藉由筆者所建置的漢日平行語料庫，依照第三章所建立的討論架構，仔細分析漢語「著」和日語「ているteiru」在實際語料中如何呈現其對應關係，並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觀察日籍漢語學習者可能的學習難點。 本文透過漢日語的對比分析與討論後，歸納漢語「著」與日語「ているteiru」之間無法畫上等號的三個主要原因，分別為（一）、語序的差異。漢語是SVO語序、日語是SOV語序，在結構上「Verb著」與「Verb＋teiru」出現的位置不同，導致兩者起著不同的作用。（二）、語言類型上有不相似之處。漢語是孤立型、而日語是黏著型，在時間軸上表示「持續」概念時，採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漢語表示過去式可能需要時間詞或其他成分的支援，但日語依賴於「Verb＋teiru」本身的形式變化，故日語自然需要多種形式。（三）、漢語「著」核心篇章功能為「後景」，但日語動詞「ているteiru」形式卻不能充當「後景」，只能結合主要動詞表示「前景」。日語動詞顯示「後景」之義，則必須以其他動詞形式來呈現。 本文最後嘗試將研究成果應用於華語教學中，針對日籍漢語學習者進行「著」的教學時，建議適當的教學順序，期望得到最佳教學效果。Item 捷克大學二語學習者華語雙音節聲調偏誤分析(2016) 陳彥蓉; Chen,Yen-Jung筆者至捷克馬薩里克大學實習期間，發現大三、大四的捷克學生華語雙音節聲調仍有偏誤，興起研究念頭。本研究以對比分析及偏誤分析理論為基，對比捷克語和華語的超音段特徵（聲調，語調，重音）和兩個語言音系。捷克語中的元音有長短區分，音長不同，詞重音固定在第一音節，為了檢視這些差異是不是造成捷克學習者產生聲調偏誤的原因，設計實驗研究。首先以問卷調查訪問七十位在捷克大學學習中文的學習者，初步了解捷克學習者難點。選取捷克大學中文系華語教材中的雙音節詞，作為華語雙音節聲調發音與聽辨測驗材料，徵求六位捷克籍學生參與實驗，以人耳審聽和Praat擷取語圖，描述捷克學習者的發音和聽辨偏誤，推論偏誤形成原因─學習者不易掌握華語音節的音高變化，捷克語的詞重音韻律模式（重輕，長短對比）讓捷克學習者以兩音節間的輕重對比和長短差異模式，產出和感知華語雙音節聲調。接著請捷克學習者與華語母語者聽辨判斷華語雙音節詞的重音位置，綜合討論學習者感知華語雙音節詞重音位置的結果與聲調產出和感知的互動關係，以語音頻譜圖，音高曲線圖，音長、音強圖佐證。參考高成就捷克學習者和捷克教師問卷調查和質化訪談內容，與文獻中捷克語重音聲學特徵的議題，提出華語雙音節聲調教學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六位受試者發音偏誤率前三高的聲調組為2+4（40%），2+0（33%），2+3（33%），4+0（28%）。發音偏誤率最低的聲調組合為1+1，1+2，1+3。聽辨偏誤率前三高的聲調組合為1+3（44%），1+0（40%），1+4（38%），聽辨偏誤率最低的聲調組合是1+1（8%），3+0（8%），4+4（8%）。受試者按學習華語時間長短分成中級組、中高級組、高級組，發音偏誤率在中高級組大幅降低（由中級組的47%降為21.5%），聽辨偏誤到了高級組才大幅降低（由中高級組的27.5%降為8%）。 捷克學生發音時兩音節的音強對比較強，或前後音節音長差異較大，在發音和聽辨聲調時把降調或低調視為重音音節，非重音音節容易變為平調（第一聲）或低調（第三聲）。針對高頻偏誤教學，並讓學習者認識華語聲調和重音與語調的異同，用相似處如捷克語語調說明華語調形，重音說明華語輕聲。運用雙碼理論和個別化教學理論為基礎進行教學。Item 漢英網路語言與情態對比研究(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11-10-31) 謝佳玲漢英網路語言與情態對比研究(II) 近三十年西方語言學界從不同角度研究情態，早期著重可能性與必要性的靜態邏輯 修飾，近年延伸至主觀性與禮貌性的動態人際功能，多偏重口語或書面語體與情境的影 響。近十年電腦中介溝通的研究大幅成長，然文獻尚未探討情態擔任線上互動策略的特 色，因此此二年期計畫擬延續本人過去研究，探討漢語與英語的網路語言與情態成分， 瞭解語用功能與社會價值的關係，並進行語言與文化對比分析。研究假設溝通策略與情 態運作受語境牽制，電子互動著重的傳訊效率可能導致語言表現比傳統溝通直接明確， 情態的角色亦有所不同。本計畫擬透過非同步之網站介面蒐集真實語料，詮釋語域與情 境變因的作用，並應用語料庫技術節省分析時間與人力，提升研究廣度與深度。 本計畫擬探討台灣與美國三種線上常見的言語行為，即交友聯誼、經驗分享與廣告 行銷，對比漢語與英語的言語特徵與情態分布，從中歸納現實與虛擬社會的文化價值異 同，並驗證東方集體主義與西方個體主義於現代新興媒體中的消長。漢英情態詞依其表 達的評估類型分為認知、義務與動力三大義項，根據語用功能與社會意涵再進行次類劃 分，並透過虛擬社群的環境、言語行為的本質及人際關係的因素剖析語言機制的解讀與 運作變異。計畫最終目標為驗證網路世界形成獨特社群，歸納漢英網路溝通特徵與情態 詞選用與連用的通用原則。藉由計畫的研究成果，希冀語言研究者與教學者能掌握漢英 電子語言與文化的共性與個性，瞭解數位化時代對人類的影響已體現於語言中。Item 漢語情態之功能分析與學術寫作之教學應用(臺北市：英語語言與文學學刊編輯委員會, 2013-02-01) 謝佳玲; 吳欣儒Item The proximate unit in Chinese handwritten character production.(Frontiers Research Foundation, 2013-08-09) Chen, J.-Y.; Cherng, R.-J.In spoken word production, a proximate unit is the first phonological unit at the sublexical level that is selectable for production (O'Seaghdha et al., 2010).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proximate unit in Chinese handwritten character production is the stroke, the radical, or something in between. A written version of the form preparation task was adopted. Chinese participants learned sets of two-character words, later were cued with the first character of each word, and had to write down the second character (the target). Response times were measured from the onset of a cue character to the onset of a written response. In Experiment 1, the target characters within a block shared (homogeneous) or did not share (heterogeneous) the first stroke. In Experiment 2, the first two strokes were shared in the homogeneous blocks. Response times in the homogeneous blocks and in the heterogeneous blocks were comparable in both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687 vs. 684 ms, Experiment 2: 717 vs. 716). In Experiment 3 and 4, the target characters within a block shared or did not share the first radical. Response times in the homogeneous blocks were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ose in the heterogeneous blocks (Experiment 3: 685 vs. 704, Experiment 4: 594 vs. 650). In Experiment 5 and 6, the shared component was a Gestalt-like form that is more than a stroke, constitutes a portion of the target character, can be a stand-alone character itself, can be a radical of another character but is not a radical of the target character (e.g., � in , , , ; called a logographeme). Response times in the homogeneous blocks were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ose in the heterogeneous blocks (Experiment 5: 576 vs. 625, Experiment 6: 586 vs. 620). These results suggest a model of Chinese handwritten character production in which the stroke is not a functional unit, the radical plays the role of a morpheme, and the logographeme is the proximate unit.Item 高級漢語學習者之中介語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2-07-31) 曾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