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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臺灣與朝鮮文化啟蒙運動及主張之比較分析：以蔡培火與李光洙為例
(2018) 林品君; Lin, Pin-Chun
1920年代臺灣與朝鮮在日本殖民統治放寬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限制下，知識分子熱切地帶起文化啟蒙運動，主張要趕上世界的「改造」風潮，使傳統社會能脫胎換骨，在競爭的文明世界中生存下來。蔡培火與李光洙為此提出主張，他們皆出身貧困，藉由他人的資助前往東京留學，藉由留學經驗接觸並思考西方近代文明，在這期間逐漸形成他們的近代世界觀，由此他們重新評估傳統文化，並為臺灣與朝鮮社會提出改造方針。蔡培火與李光洙將近代西方文明奉為典範，希望積極學習西方的人文和科學知識，以去除傳統文化中的陋習，改善傳統社會在精神上的閉塞、遲鈍，警告若不思進步便會被弱肉強食的世界淘汰，擺脫不了被強權宰制的命運。蔡培火與李光洙皆相信，唯有積極主動地學習新文明，改革傳統，殖民地人民才能提升自身落後的文化，從而創造新文化，掌握自己的未來。蔡培火的改造原理是人道主義，他主張此人道主義是超越不同政治立場的，以此來避免以自身利益對抗異己，因而能長久推動文化啟蒙運動，培養臺灣人民具備能適應並經營近代化生活的人格。蔡培火並積極參與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也做為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領袖之一，但他的主張並非臺灣完全自治，而是希望臺灣議會做為日本本地與臺灣之間互相了解的橋樑，以改善總督與在臺日人專政的情況，使臺灣人民可以得到平等待遇；李光洙則為朝鮮的未來提出「民族改造論」，主張成立「改造同盟」，此團體只著重文化修養而不涉政治，致力於學習近代文明知識和精神，有組織地篩選並栽培會員，逐步擴大至一定規模後，便能帶領社會的近代化，完成朝鮮自19世紀以來的「開化」之夢。本文著重在分析並對照此二人如何認識世界─他們的近代觀─以及他們如何認識自己的社會傳統和提出什麼樣的改造方法，藉此了解他們對世界運作規則和自處姿態的思考方式，作為當代社會的思想資源。
1980年代前後臺北「地下舞廳」的發展與爭論——以「迪斯可舞廳」為中心
(2021) 楊韜; Yang, Tao
1980年代臺灣因經濟起飛與社會逐漸開放，人們對於娛樂的要求日漸豐富，以臺北市林森北路與中山北路一帶為主軸的地下舞廳成為時下年輕人喜愛前往的場所。戒嚴時代，政府執行「舞禁」政策，對於娛樂性場所保持管制，這些場所、店家大多並無法取得合法的舞廳營業執照，因而被稱作「地下」舞廳。1980年代臺北市中山區是地下舞廳最大的集中地，極盛期可以到達數十幾間，成為戒嚴時代夜生活獨特場景。1970年代以來，臺灣雖在國際外交陷入孤立狀態，但文化輸入並未封閉。隨臺灣經濟成長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一環，與外國的經濟互動逐漸頻繁，來自歐美尤其美國的前衛文化也在這個過程傳入臺灣，如源於美國的街舞文化、西洋流行音樂等。對1980年代的年輕人，這些都是流行、前衛且酷炫的事物。迪斯可（Disco）流行音樂的傳入，很快在臺灣掀起一陣跳迪斯可的熱潮。然而，1980年代國家仍處於戒嚴體制，人民的自由受相當程度的約束，尤其青年學生還受到各式各樣的禁令，如語禁、書禁、禁歌、髮禁以及舞禁。年輕人想找樂子並不容易，地下舞廳的出現，適時地提供當時的年輕人一個能夠盡情跳舞、社交的場所。本文試圖以1980年代年輕人所風靡的「地下舞廳」文化為研究主軸，從「地下舞廳」如何在臺北出現、經歷7年的時光，從興起至沒落的歷程作為研究軸線，觀察1980年代的年輕人是如何對「舞廳文化」產生認同，及整個社會對於非法娛樂產業從反對邁向支持的過程。
2007年台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教育、體育休閒、宗教、媒體傳播類
(2008-12-04) 吳文星; 林玫君; 蔡錦堂; 陳佳宏
2008年臺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三)
(2009-12-18) 陳佳宏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農業技術合作(1965-1975)
(2011) 陳思賢
本文主要使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管所藏的《外交部檔案》作為史料來源，搭配國史館、國家檔案管理局等地所藏的《外交部檔案》，以及各官方單位的公報、檔案，參考官員的口述歷史紀錄等，從中觀察中華民國對沙國實行農業技術合作起因、過程與影響，並試著替駐沙農耕隊留下兩國邦誼中的歷史定位。自1950年代開始，中東地區除了壟罩在美、蘇兩大強權的冷戰體系之下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中東地區爭取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外交部為了鞏固與中東各國的邦交，外交部長葉公超於1957年底，曾提出以貿易、技術援助作為辦法，卻一直沒有付諸實行。直到1960年代初期，沙國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加上該國又是以「反共」作為國策，成為外交部拉攏的最佳對象。1962年，亞西司司長楊西崑赴沙國拜訪王儲費瑟，雙方同意農技合作之實施，開啟了中、沙兩國外交關係歷史上的新頁。駐沙農耕隊的特殊性在於，他們是中華民國在中東地區首支官派的團體。期間又經歷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此際，沙國不但沒有與中華民國斷交，反而進一步簽訂農技新約，沙國也成為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前後，唯二有提出農業技術合作的國家。因此，本文藉由觀察駐沙農耕隊的工作成效，來檢視該隊伍對中沙兩國政治、經貿上的影響力。另外，駐沙農耕隊不只是中華民國最早進入中東地區的技術團隊，至今，仍有農業技術團隊在沙國工作，成為中華民國技術援外史上，歷時最久的技術團隊。鑑於駐沙農耕隊的特殊性，臺灣歷史學界卻一直未替他們留下紀錄，才會吸引筆者投入研究，礙於官方檔案開放的限制，本文僅能研究到1975年，加上駐沙各項技術團隊眾多，期待未來有人能夠替他們留下歷史。
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5-12-??) 陳佳宏; Fupian Chen
傳統中國統治者對處理反叛事件，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不具正當性的「暴力」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並非鮮事。因此，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看待。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
余登發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2011) 吳丞祐
余登發是高雄黑派的祖師爺，第一位黨外縣長，被視為是戰後臺灣黨外運動的重要領袖。余登發創造臺灣第一個政治家族，領導家族三代參與的選戰近三十場，當選率在七成以上，顯示余家多次當選縣長、立法委員、省議員、縣議員，形成高雄縣一股不可忽視的地方勢力與政治實力。余登發不但為戰後民主黨外運動的先驅者，其施政作風於臺灣政治發展亦具代表性，並在高雄政壇締造紮實的群眾基礎與深遠的影響力。余登發能在高雄縣的地方政壇長期獲得民眾廣泛的支持，有論者認為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一)傳統社會「家長」的心態；(二)具有傳統農民勤勞的習慣、平易近人的作風；(三)個性耿介，不畏權勢。筆者以為大筆土地資產、採取體制內的改革也是其中原因；這五項因素緊密配合，缺一不可。余登發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兩次的組黨之民主運動。在1960年第一波「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余或許擔心高雄縣長一職身分敏感，被國民黨處分，在籌組過程中，似乎未積極的表現。不久國民黨逮捕雷震等人，使得新黨無疾而終。在1970年代後期第二波「黨外助選團」之民主運動中，一開始余登發婉拒出任「黨外助選團團長」，到臺美斷交後，接下黨外領導權，並領銜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被動地」成為黨外精神領袖。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黨外運動發展，製造吳泰安匪諜案，牽連余登發，使其成為階下囚，讓黨外陣營以余登發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計畫遭到挫敗。黨外人士舉行「橋頭遊行」示威，抗議逮捕余登發父子，打破三十多年戒嚴時期的禁忌，跨出臺灣民主運動的一大步。桃園縣長許信良因參與遊行，受到停職處分。黨外人士與海外臺灣人團體、國際人權團體攜手合作，參與救援余登發、聲援許信良停職的運動。 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國民黨政府為抒解升高的對峙氣氛，1980年2月5日同意余登發保外就醫。觀察余登發案之後續發生之創辦〈美麗島雜誌〉、中泰賓館事件、美麗島事件、1980年代起第二波籌組新黨等連鎖效應，余案可謂為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轉捩點。保外就醫後，余登發的一舉一動仍受到情治當局的嚴密監控，直到1986年12月「機場事件」都未曾停止。 1989年9月13日，余登發死於自宅臥室的血泊中，死因是「他殺」或「意外死亡」，則未有定論。余登發命案繼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成為臺灣政治史上無解的懸案，也是臺灣解嚴後的第一宗政治命案；同時結束了余登發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余陳月瑛的從政生涯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
(2021) 陳品伶; Chen, Pin-Ling
余陳月瑛是高雄黑派的接班人，亦是臺灣第一位女縣長。其在臺灣政壇活躍三十餘年，期間以無黨籍身分連任四屆省議員後，成為全省首位民選女縣長，隨後又以民進黨黨員連任，開啟高雄縣首次政黨輪替，被譽為「臺灣鐵娘子」、「高雄媽祖婆」，在高雄縣締造紮實的群眾基礎與深遠的影響力，為民進黨勢力進入南部奠下重要的基礎；是民進黨早期女性參政人物典範，象徵著一個時代女性參政者之縮影。本文旨在從余陳月瑛的政治生涯探究其對戰後臺灣民主發展之作用。1963年余陳步入政壇後成為推動民主政治運行的力量之一。在其省議員生涯中，與黨外人士聯合質詢，形成議會內「黨外十三人」的勢力，維繫著余家在高雄縣政壇之地位，為日後黨外勢力進入南臺灣奠基。在余登發案爆發時，與黨外陣營密切合作，成為橋頭遊行發動的關鍵人物，亦是余家政治命脈與高雄黨外勢力得以續存的關鍵。隨後受黨外徵召參選高雄縣縣長選舉，任內實踐「以民為主」的施政理念，政績受高雄縣民肯定，使余家班成為其時臺灣廣為人知的政治家族，亦為1990年代民進黨在南部的重要執政象徵。
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C類：臺灣主題課程發展』
(2009/02-2009/07) 陳佳宏
「四二四刺蔣事件」與海外台獨運動之分合
(2008-04-26) 陳佳宏
國民黨政府與黨外運動之拉鋸-以美麗島事件為中心
(2015) 林俊杰; Lin, Chun-Chieh
本文探討國民黨與黨外運動之拉鋸，並以美麗島事件為中心。使用過去累積的研究成果、口述史資料、報紙、回憶錄、以及政府目前所公開的檔案，來研究這段歷史。首先討論美麗島事件前的台灣社會背景、國民黨政府開放的政治參與、以及事件前的政治衝突，接著是事件爆發以及國民黨政府採取的壓制手段。國民黨政府透過媒體對被捕者指控其涉嫌叛亂，並偵訊、及公開審判被告等手段，來對付黨外人士，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都在檔案中顯露無遺。國民黨政府在美麗島事件後，宣布恢復民主選舉，透過選舉穩固政權的合法性，國民黨也未在1980年代的選舉中大規模敗選，顯示黨外在事件後的幾年中，仍有許多未開拓的大量票源。除此之外，面臨台灣充滿活力的社會，並爆發許多案件，國際情勢轉變，都使國民黨必須採取更為開放的態度來進行威權體制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化。黨外也在事件後出現新的政治勢力，即受刑人家屬、辯護律師團、新生代雜誌編輯，增加了黨外運動的力量。以上都是本文探討的重點，而美麗島事件則是這一切問題的中心點，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
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之探析：以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民國92-107年度）為中心
(2019) 白晅; Bai, Shiuan
　　本文旨在以釐清「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對於建構「客家知識體系」扮演何種角色、做出何種貢獻。　　為達此目的，本文首先從該獎助計畫政策面與執行面著手，還原了政策產生的時空背景，再呈現歷年作業方式、獎助件數與金額的變遷，並試圖找出影響政策制定與執行之因素。　　接著，本文依照歷年獎助成果將獎助政策分為三期，並依序呈現各年度、各分期中獎助論文之學科方法、議題焦點分布，以勾勒共 823 篇獎助論文呈現了何種「客家研究」面貌，並指出其趨勢。　　最後，本文梳理了晚近學界對於「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客家學」（Hakkaology）以及「客家知識體系」概念意義之論辯，並在前文的基礎上將「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置於建構「客家知識體系」的脈絡中，討論其扮演何種角色、做出何種貢獻。　　「結論」除了總結本文研究成果，尚有「政策建議」一節，係從本文研究成果出發，對客委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以及「發展客家知識體系」等政策提出未來展望與建議，供其參考與應用。
從上海到臺灣的企業家族：以「明星化工」周氏家族為中心（1923-1998）
(2021) 楊光
明星花露水在臺灣，是個家喻戶曉，不分族群的共同記憶。出現於臺灣歷史上可追溯到二戰結束以後，實際上卻是從上海來到臺灣的百年企業。本研究探討製造明星花露水的公司明星化工，及其周氏家族從中國上海到臺灣的發展歷程，並歸納分析其屹立不搖成為大眾記憶的契機。身為醫生的周邦俊在上海發跡，經營中西大藥房並創辦明星花露香水。其政商活動極其活躍，配合國貨運動與愛國主義發展，將花露香水從「化妝品」轉化為「日常衛生用品」之用途，衛生觀念強加人民心中。二戰結束後，周邦俊受到牢獄之災，長女周文璣繼承父親事業發展明星花露香水，經商手法與周邦俊如出一徹。受到共產黨的逼迫，周氏家族成員決定遷移臺灣。來到臺灣後，中西大藥房倒閉，僅剩明星化工持續經營。明星花露水一度要以「化妝品」販售，但因為稅務問題，再一次將之定位為「日常衛生用品」，花露水因此成為大眾的日常「必需品」，符合口號「無遠弗屆，到處可買」，花露水成為流通市面上的產品。周文璣雖為明星化工董事長，卻熱衷於個人活動，加入各式公會、參選民意代表、社團活動。重心不在公司經營，加上公司員工沒有企圖心，以致在市面上變得不廣泛。相比成功的上海企業，並無多角化經營，也無重返大陸心志，只有在臺灣一間工廠經營。隨著臺灣經濟社會環境漸趨穩定，人民追求高消費商品，花露水成為傳統雜貨店的懷舊商品，也發展成文創商品。明星花露水沒有像早期銷售大賣，卻塑造出跨族群的集體記憶，從外省企業變成臺灣本土商品，僅在臺灣經營。
戒嚴時期『臺灣獨立運動案』研究案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98專案
(2009/04-2009/12) 陳佳宏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因應與策略
(2009-12-08) 陳佳宏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因應與策略
(2009/08-2010/07) 陳佳宏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之發展與演變(1945-2000)
(2005) 陳佳宏; Fupian Chen
摘要 (一、導論~二、台獨之探源)由於之前研究者對台獨的定義不清楚，以致常導致混淆。本文已提出一些面向與定義，並不拘泥於台獨的「字面意義」，試著以導論定義之台獨進程為論述中心為台獨釋義。另以「台獨進程五階段論」觀察戰前台獨之形成與發展，可以檢視許多之前被忽略的台獨元素。戰後台獨之發展與演變也曾經從這些片段的台獨歷程中，連結並尋覓其台獨靈感。 (三、台獨之再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依全球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歷史潮流，理應提供台獨一次歷史良機，但1945年「八一五台獨」依然胎死腹中。雖說紳商基於個人利益的台獨謀策，未必符合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的意向，而難以得到迴響，但台灣長期淪為列強權力爭衡的棋子，確為戰後首波台獨夭折的關鍵要素。隨之中國內戰的餘波，牽動台灣的治亂，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未能適切地處理善後而埋下仇恨，遂使得具備現代意義的台獨重新揚起。或許「二二八事件」本身與台獨的連結性有限，但戰後台獨的源頭，與戰後台獨蔓生的養分，則無疑必指向「二二八事件」。 1950年韓戰之爆發，冷戰架構的形成，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之「客觀的台獨」也獲得確保。不過，國民黨聲稱為了因應內、外危機與威脅，採行威權政治，造成所謂的「白色恐怖」；其中，政治案件之大宗，多數是「匪諜」案，但對於台籍人士，乃是以虛構的台獨罪行造成不少的假案、錯案與冤案。透過本文的討論，可以發覺台獨事件當事人在不同政治情境下，對本身與台獨的關係，乃作出截然不同的說辭，人性的矛盾與衝突，在此處顯露。國民黨政府雖然被目為威權統治，但仍不忘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宣傳其屬於「自由陣營」的一員，所以，維持有限度民主成了佐證之一。只是1960年對雷震組黨事件之壓制，曝露國民黨政府威權的真實性格。雷震出獄後未停止其對台灣前途的關注，在面對台灣被排除於聯合國之外的變局，他於1972年1月發表〈救亡圖存獻議〉，開宗明義呼籲：「從速宣佈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的構想，指引另一種「形式的台獨」之可能。儘管雷震本人從不承認其為台獨，但這是其個人盲點，並不能否定雷震對台獨的啟示作用。同樣的，1964年9月20日彭明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在台獨啟蒙上亦有其歷史地位。尤其在台獨仍具極端排他性的時代，宣言裡所強調「不分省籍，竭誠合作」的信念，正是「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先聲，也是台獨走向包容，團結台灣各種不同族群的正當性訴求。即使之後台灣經歷種種民主化、本土化的過程，彭明敏當年的想法仍未被時間所淘汰，依然適用於當代，足見其超越時代的識見。 (四、海外台獨之展開)相較於雷震或彭明敏在台灣島內鼓吹民主或傳播台獨種籽的遮遮掩掩，海外台獨的言論空間顯得格外的海闊天空。「二二八事件」後，台獨精英便遠渡重洋，以廖文毅為首，先以香港為中繼站，隨即於1950年代在日本奠立台獨基礎，甚至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正統地位提出挑戰；而另一支以王育德為代表的「台灣青年」系統，則吸納一些留學生成員，與臨時政府系統維持競合關係。1970年代以前，日本台獨基本上扮演台獨的中樞角色，只是，隨著廖文毅等人返台投降，加上供輸台獨新血輪的留學生逐漸以美國為主要留學國，海外台獨的發展重心很自然地移轉至美國。 1970年代以後，經過統合的海外台獨，其團體的組織運作更趨成熟。有些海外台獨乃借鏡過去第三世界國家對抗獨裁政權的經驗，而採行體制外的革命路線，參與數起暗殺及暴力行動。如此激烈的行動，除了引來美國政府的關切外，對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海外台灣人社群，這種革命路線亦不易得到支持。所以，隨著島內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海外台獨尋求較為溫和的路線，無論是在人道救援、國會遊說、國際外交等工作，海外台獨都展現了積極的作為。尤其是藉著與島內台獨力量的聯繫，海外台獨將多年的經驗和主張，投射在解嚴前後的台灣島內。所以可以發現許多反對運動之改革訴求，都源自於海外台獨，足以擔當島內台獨的啟蒙先行者。 (五、台獨之整合)島內部分，1970年代之後，反對人士透過有限度的選舉逐漸集結在黨外的旗幟下，取得與國民黨相抗爭的政治舞台，而台獨也在黨外的民主訴求中以「自決」主張偷渡，只不過還不能成為黨外主流，因為當時黨外的主要敵人是國民黨，所以黨外的要務是吸納包含統派在內的所有反對運動力量，而不急於在台獨議題上攤牌。 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大逮捕，雖是黨外一次重大的挫折，但其歷史意義與影響力，卻在隔年春的軍法大審之台獨陳述裡徹底發酵。透過傳媒全程大篇幅的報導，使得台獨得到一次前所未見之全島性與國際性宣傳，「台灣住民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中華民國早已經獨立」、「台灣獨立也就是中華民國獨立」等台獨論述，都是首次被公開播送。這是許多人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台獨思考點，或許因而獲得啟蒙。後美麗島時期的黨外，其活動力與政治手腕更趨靈活，對外不只能與海外台獨的密切交流，汲取更多的台獨資源與資訊，以加強對台灣主體性論述之深度；對內也逐漸藉由遍組外圍團體的策略，厚植黨外組織政黨的實力。民主進步黨的組成，突破國民黨威權政治下的組黨封鎖，而創黨〈黨綱〉揭櫫「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之「住民自決」理念，以及「全民公投」的程序，皆確立「自決」與「公投」不啻為民進黨黨魂之所繫。民進黨成立後，經過迂迴主張台獨的歷程，以及受一些台獨事件的刺激和激勵，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終於通過所謂的〈台獨黨綱〉，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明文納入其中，使台獨從此堪稱民進黨的神主牌；從此，民進黨結束自黨外以來長期對台獨的曖昧和依違，而不再對台獨閃躲，確定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台獨黨。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島內台獨奮力衝撞威權政治體制的時代，幾乎所有台獨鎂光燈都聚焦於民進黨身上。面對台獨主戰場已經確定遷移至島內的台獨新情勢，海外台獨為了免於成為「失根的台獨」，終究必須回歸台灣以追求台獨的實現。迨「黑名單」等箝制回歸的枷鎖紛紛被解除後，海外台獨終於定根台灣，而一嚐可以回台發展台獨的宿願，只是，後續所需面對的現實與挑戰，其艱難的程度卻不亞於海外所曾經面臨的困境。海外台獨步上民進黨後塵而進入中華民國體制內尋求公職身分，最後消融在島內的台獨洪流裡，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宿命；畢竟，海外台獨的歷史扮演幾乎已經走到歷史盡頭。同樣的，民進黨身為島內台獨的代表性力量，必須面對近半世紀國民黨根深柢固的反台獨之法統認同，同時又必須整合包括海外台獨在內的各方台獨勢力，如何在堅持台獨黨魂與政治現實的妥協之間求取平衡點，實為不易。至於其更大的考驗，不僅在打破國民黨長期的一黨執政和壟斷，也在試煉與「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的競爭與合作關係。「李登輝路線」在國民黨內成為主流之後，大量接受早期黨外到民進黨，甚至海外台獨許多民主化、本土化的主張。這些訴求、主張背後，正是台獨賴以滋養與茁壯的土壤。李登輝初掌權位之始，深諳運用兩手策略之哲學，一方面以反台獨、謹守一中，使國民黨法統力量不得不為其羽翼；另一方面，又大步推展「實質的台獨」之進程，讓台獨很難不助其一臂之力。國民黨法統勢力固然懷疑李登輝的台獨走向，卻苦無實證可加撻伐；民進黨也因「李登輝情結」之箝制，而時常陷入台獨資源被李瓜分的窘境。固然博取台獨之支援轉化為己身動能，讓李登輝陷入台獨疑義之風暴，但李同時也接收多年台獨奮鬥的成果。 1999年7月李登輝斷然宣示「特殊兩國論」，令台獨躍升至「主觀的台獨」之進程。相較於李登輝卸任前對台獨進程的大步推進，2000年帶領長期主張台獨之民進黨執政的陳水扁，反而於就任總統職位時發表「四不一沒有」，宣示將所有台獨進程的主動權完全拋棄，之後一些台獨立場的反覆舉措，往往常令人摸不著頭緒，讓許多長期堅信台獨信念的民進黨支持群眾大失所望。 (六、台獨之制約與轉型)但無論如何，台獨進程能否持續推升的一大關鍵，除了台獨本身實力外，還需衡量反台獨的浪潮有多大。反台獨力量主要有兩股，一在台灣內部，主要為兩蔣法統勢力的遺緒與族群間政治認同之糾葛，另一則為外部逐漸崛起之中國。雖然台灣民主的體制仍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基本上內部台獨與反台獨的鬥爭，還可仰賴民主機制之調和，而不至陷入絕對的僵局。可是外部中國強權對台獨之威壓，動輒以武力恫嚇，則不是光憑理性的呼喚就能排解。中國仗持其不斷上升之國力，急於取得主導亞太地緣戰略的優勢，而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是折衝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利益的重要據點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掌控亞太區域南、北交通航線的樞紐，亦即台灣的戰略歸屬將直接影響中國能否全盤掌控亞太的航線與戰略形勢。要言之，在多重利益的考量，以及本身尚未達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中國將很難放棄「兼併」或「統一」台灣的走向。同樣地，在地緣政治的架構下，美國、日本等強權也很難不扮演平衡的角色。總之，如果台獨所追求的是「客觀的台獨」，則早在1949年蔣介石總統高倡「反共復國」的時代就已經達成；如果是台獨期待的是「實質的台獨」，則1990年代經歷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的民主化過程，台灣也已經完成其中的步驟。若台獨僅止於滿足台獨進程發展至此，則與中國的統一方案未必沒有交集之處。然而，台灣主體性文化、政治認同之發展趨勢，已經形成主流價值，即「主觀的台獨」之進程已經不能回頭，所以，許多人對「形式的台獨」與「法理的台獨」之追求依然奮鬥不懈，只是在等待時機而已。 (七、結論)無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如何，以仇恨為歸結的中國一統，不只是台獨的哀歌，也將是中國歷史的莫大污點；同樣地，沒有智慧與包容的台獨，不只會一夕斷喪多年辛苦累積的台獨資產，亦將令台灣歷史再添悲情的篇章。審視及沉思戰後台獨之發展與演變，應當有更多的啟示與領悟。
戰後臺灣防災思維的轉變─以葛樂禮風災為中心
(2017) 邱德承
葛樂禮風災是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繼八七水災後所發生的重大風災，葛樂禮風災使國民黨政府開始意識到防災作為的不可不為之的重要性，然而是逢石門水庫竣工，防洪思維導向蓄洪、分洪、疏洪的思維，而有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關渡隘口拓寬等之工程。這些工程表面上看來是為了解決臺北市區內洪水問題，然而實際上政府的新作為操之過急並無通盤考量，不但沒有解決洪水問題更使得特定區域淹水更嚴重，再加上事後觀之這些工程之背後另有著都市發展、商業利益的考量。葛樂禮風災不僅造成國民黨政府防災思維的轉變，亦影響氣象科技的發展，採購氣象雷達，而開啟了現代化氣象觀測的時代。然而政府的消極不作為也成為這個防災思維的開端，總是待至災害發生後，政府單位才願意採購新型的氣象儀器，從戰後歷來氣象科技演進的過程中觀之更為鮮明。此外，從1952年貝絲風災、1963年葛樂禮風災與2009年莫拉克風災等三大風災可發現，每當重大災後發生氣象單位始終成為究責的第一對象。然而，這些的指責問題點大部份多為強人所難之事，更可看出我國政治體制上監察院失能、失職與不專業糾正的能力。在這樣的環境氛圍裡，氣象單位往往成為災難過後背黑鍋的對象。
數位資料庫中的輿論之分析
(2009-05-15) 陳佳宏
文創產業「創作端」的關鍵成功要素
(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 2009-04-01) 陳佳宏
本文透過考察日治中期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1920年代以後，學校體系整備，就學人數也逐漸增加。臺灣總督府或教育關係者的預想是，大部分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但是對選擇接受新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很多人正想藉此擺脫農民的位置，兩者之間出現了相當的落差。公學校教育為畢業生帶來不同的生涯發展，農村中從公學校畢業的人，至少有20％的人日後得以脫離農業等依靠勞力的傳統生業。臺灣社會逐漸認識到，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明書。有學習意欲的臺灣兒童，爭取自己進入近代學校的機會，以公學校為起點，一階一階的取得更高學校的入學資格，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能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雖然整個日治時期，自公學校畢業的人還不是多數，但是他們對自己所受的新教育抱著自豪威。他們之中有人繼續升學，甚至留學，成為知識菁英；更大多數的人雖然沒有繼續升學，但他們充分發揮公學校所學習的知識、能力，或善用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在社會上活躍。這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