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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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下放與教師的專業自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02-12-??) 黎萬紅; 盧乃桂
    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港臺兩地均積極進行教育改革。權力下放以及提高教師的專業自主性，成為了兩地教育改革共通的主要政策方向。在權力下放政策下，兩地中央政府的角色獲得了重新的定位，地方教育部門的角色日形重要，校本管理更成為重要的改革措施。綜觀兩地的經驗，教育分權充其量是介乎分散與委派管理的狀態。在多重機構權力重新定位的情境下，在學校層面，增加了各特分者的參與機會，然而，香港教師的參與代表性非常低，臺灣學校引入了較多的家長及教師的參與，學校微觀政治卻日趨複雜。面對日趨複雜的工作環境，兩地教師的脆弱性日增。要真正釋放教師的專業空間，相信需要政策及學校層面的改革配合。教師的增權，仍是兩地一條漫長的追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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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決定的賦權迷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01-07-??) 周淑卿
    英、美、紐、澳等英語系國家在90年代藉由全國課程與測驗的架構，加強中央的控制權；其課程政策顯現出課程權力集中化的趨勢。然而在學校管理方面，則遵行私有化、市場化原則，強化學校自主管理，以促進其服務品質，表現出「離中化」的傾向。然而，全國測驗成績提供家長選校的依據，市場機制促使學校遵行國定課程。於是象徵離中化的自由市場與代表集中化的國定課程（及全國測驗），共同加強了中央政府的課程集權，間接造成教師的去專業化。我國的九年一貫課程提倡「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使我國的課程呈現出權力離中化的傾向，象徵我國的教師「賦權」時代來臨。但我國與前述國家的課程架構近似，不宜簡單地宣稱：離中化等於賦權。本文指出在九年一貫課程下，教師並未增加一些前所未有的課程決定權；由其課程決定的層次看來，也難以跳脫課程執行者的角色；受限於績效責任的要求，而使教師的責任多於權力。與其說在目前的課程改革中產生了「教師賦權」，不如說中央藉此政策要求「教師增能」。然而，若教師未能充分發展其專業知能，擴權只會適得其反；目前有限的賦予權責，未必不宜。賦權（empowerment）非但是讓教師「擴權」，更須「增能」。政策上對教師授權的多寡，應依教師能力而調整，方有利於教師成為真正的專業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