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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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從文化治理觀點建構新北市城市行銷策略(2025) 邱槿桉; Chiu, Chin-An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全球經濟體系的擴展與資訊通訊科技的迅猛發展，「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成為政治空間重組的重要動力，賦予城市在全球體系中的重新定位。城市不僅作為經濟成長的節點，更日益扮演國家形象與對外溝通的政治代理角色，藉由「城市行銷」策略爭取國際能見度與政策資源。城市逐漸突破傳統國家治理的邊界限制，成為具有相對自主性的行動主體，並於區域治理、政策制定與文化實踐層面，展現其主導與調節功能。城市因此不僅是治理空間的場域，更逐步轉化為具有治理能力與象徵權力的政治實體。縱觀臺灣「城市行銷」相關論文，一般較偏向城市行銷專案、節慶、特殊場域、場館或文創商品的研究，較少長期、縱貫性、概念性的研究。此外，部份相關研究缺乏深入的討論與分析，對於理解城市行銷計畫的實施與價值意義具有侷限性。本研究可彌補此部分的缺憾，又鑒於地方政府端的第一手資料取得困難，將使本研究更具價值。再者，蔡翼擎、張惠真、謝佳昕、黃怡臻（2016）研究曾指出，「政府」在建構「城市行銷」競爭優勢中，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學者葉思吟（2011）亦曾探討執政首長對「城市文化」的影響。 又因新北市自改制以來皆為單一政黨（國民黨）執政，且在「城市行銷」領域具優異表現，較易檢視「政黨」對「城市行銷」的影響性，故本研究選擇新北市為「個案研究」對象。本研究採用王志弘「文化治理」概念為主軸，認為「文化治理」為「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透過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等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將「文化政策」視為「文化治理」的重要執行工具，「城市行銷」相關政策與舉措亦為「文化治理」的重要執行工具。本研究並承續王志弘「空間政治」的思想脈絡，著重觀察檢視利害關係人間的關係、互動與衝突。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法進行質化研究，共採訪包含城市行銷相關主管、城市行銷企劃與執行人員、相關學者等八位。研究發現，一、新北市城市行銷發展策略仍在建立中，歷任首長雖有部份想法，但在臺北市「衛星城市」的既有概念下，如何突顯新北特色仍是一項重要的議題。二、新北市的城市行銷，若從文化治理觀點分析，呈現「上對下」、「下對上」兼具的兩種模式，對於「有組織」的利害關係人合作較為密切，並容易產生效益。但若以公民社會，公民參與文化治理的角度看來，確有值得努力的空間。三、首長政黨取向會部份影響採用城市行銷 / 文化治理取向，但以一般情況下，並不顯著。Item 兩岸電視新聞記者工作價值認知之研究(2021) 李曉玲; Lee, Hsiao-Ling近年來，中國大陸話語權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加上全球化與數位化之下的訊息傳遞流動性高速且普及，更關鍵的，兩岸在經濟、政治、外交關係等各方面，連動性相當深，相關新聞報導為雙方正確了解對岸的重要窗口，因此，爬梳國家、電視台、記者於結構中的交互關係，國家規範與支配手段、電視台所有權與功能角色、記者身分取得與新聞產製流程，解析體制規定及現況與其背後的權力運作關係，如何形塑電視台記者新聞工作價值、認知及場域中的應對策略，是否影響或有多大程度影響產新聞製流程與結果，從中了解閱聽人接收的訊息內容如何被選擇、真實程度為何、真相有否較易遭有權力者掩蓋等情事，有助於閱聽人對兩岸電視新聞具思辨與批判的識讀能力。本研究採比較研究法、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發現兩岸因政治體制不同，電視台之功能定位差異性相當大，記者在進入新聞職場前，對新聞工作的認知受其身處的國家體制、家庭、教育等影響，直到進入電視台後，會因國家及電視台規範、支配力量及程度、與新聞場域內的權力互動，形塑出抗爭、轉業、調整規避、接受、內化、自我審查等應對策略，進一步影響其新聞工作價值認知並呈現於報導中。Item 認同與角色：論英國外交政策與《脫歐協議》談判(2020) 梁曉菁; Liang, Hsiao-Ching2020年1月31日英國政府依《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離歐盟。曾經是歐盟三大會員國之一，英國與歐盟間的動態關係牽動了外交及內政下多項議題。本篇論文的寫作目的即是透過結合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及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論，對英國與歐盟各自在整體外交政策差異以及脫歐協商過程對特定議題所提立場提出解釋。 在建構主義學者對認同研究的基礎下，本文將歐盟所形成之集體認同區分為理想性及地緣政治性兩種價值取向不同的認同，觀察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及「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架構下之外交行為，進而推導出歐盟在外交上建立的柔性強權與軍事強權兩種角色。其中柔性強權角色受到區域及國際層次的支持，但軍事強權角色則尚處於塑造階段。 二戰後英國所形成的國家認同，則可由大英國協紐帶、英美特殊關係及疑歐主義等三個構成性規範來定義。英國圈國家被內化成為英國建立及延伸自我的基礎，而歐洲大陸則被視為他者，故而英國參與統合態度並不積極，且未能將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機制視為可進一步投射國家實力的外交政策選項。檢視過去十年間英國在國際上所突顯且被接納的角色，包括維持現狀強權與自由派干預主義者等，皆透過歐盟既有架構外的機制進行建構。 英國作為主權國家所重視的自主性與歐洲統合中所注重的「團結」原則使雙方在國際層次上的外交行為展現出不同的特性，也決定了英國與歐盟在《脫歐協議》協商過程中立場上的衝突與差異。歐盟法院管轄權及人員自由流動等二項歐盟規範在英國國內社會化的過程中，因與國家認同的核心價值相衝突，而產生了適用上的爭辯。英國欲在脫歐後終止歐盟規範的社會化，並試圖提出國會主權及領土疆界兩項新生規範以強化脫歐後「主權國家」角色設定過程。 歐盟於外交政策上的角色概念受限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政府間主義本質，故歐盟外交架構無法支撐英國在外交政策上所欲積極扮演之各項角色。預計英國脫歐後，仍會通過與更接近其國家認同核心的英語圈國家建立關係，來實現脫歐後「全球性英國」角色。但英國對於歐盟內部規範的實踐則不會隨著退出歐盟而立即終止。《脫歐協議》談判過程已驗證，英國難以在未取得歐盟同意下單方面提出或終止相關規範的社會化。預計後續英歐所進行之未來關係協商，亦將重現相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