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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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從鄭溪泮、賴仁聲到王貞文──台語文學的基督教向度(2024) 陳致綸; Tân, Tì-lûn當談論台語文學，論者大多會強調台語文學的政治面向，並談論自1980年代台灣文學論戰以降的台語文運動脈絡。然在台語文運動中，基督教的影響是相當顯著且巨大的。其影響可上溯自19世紀末白話字引進台灣，經歷外籍宣教士汲取本地經驗的創作，並在日本時代出現本土作者，遂使白話字本土化而形成「白話字文學」，並持續有作品產出至戰後1960年代。本文將探討這些清末至日本時代以降的白話字文學對台灣文學、台語文學的開創，並觀看白話字文學在面對台灣當時詭譎的政治社會氣氛，如何回應時代的困境，並持續透過信徒的參與及實踐發揮其影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作為白話字的長期使用者，其所建構的白話字文化是至關重要。白話字文化不僅是長老教會早期宣教的利器，白話字在教會內廣為流通以後，也成為長老教會能不受政權更迭影響而持續有創作產出的關鍵。縱使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使國內政局變化，及1970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政治局勢動盪，致使長老教會內外皆遭受許多壓力，而企圖在宣教方針上有所調整，但也在動盪而詭譎的情勢中形塑出「處境化神學」，而成為往後長老教會宣教的根基及中心思想，影響當時代長老教會信徒的社會參與，進而形塑包括王貞文在內的牧者及信徒的神學思考及信仰實踐。尤其長老教會信徒及牧者在1980年代後積極投入台語文運動，也設立「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並培育母語種子教師，都成為台語文運動的重要推手及支柱。日本時代的作者如鄭溪泮及賴仁聲，不僅對白話字文學有極大的開創，對後世的台語文學也有其貢獻。首先，小說部分分別是以《出死線》及《俺娘的目屎》，成為台灣最早的兩部長篇及中長篇小說，開創台灣現代小說新頁；尤其賴仁聲的小說創作直至1960年代都仍有發表及出版，而未受戰後政權更迭、語言轉換影響。第二則可見這些白話字文學在1970年代台灣意識逐漸凝聚時，白話字文學不僅成為語言學習的管道，也被台語文運動所吸收，成為台語文字化的實驗方案，並在日後促成「漢羅合寫」的出現，進而影響當代台語文運動。而王貞文是本文的另一個焦點，不僅承續長老教會處境化神學的神學思潮，以基督教神學的眼光關懷社會中受欺壓及忽視的女性、政治受難者及弱勢，同時也呈現1980年代以降台語文運動的風潮。處境化神學以及台語文運動在王貞文的身上交會，產生《天使》這部台語小說集，其中所收錄的小說表現出王貞文具宗教關懷的普世精神，以及其入世的神學視野，而不同於當代的台語小說。最後，比較鄭溪泮、賴仁聲及王貞文三人的詩歌，從鄭溪泮及賴仁聲兩人的詩歌可以看見白話字文學本土化的歷程，以及基督教本土化的成果；兩人的詩歌後來也被收錄在《聖詩》之中，被傳唱至今。而《聖詩》也是白話字文學及基督教本土化的另一指標，不只收錄包括鄭溪泮、賴仁聲在內的本土作者的詩作，也成為後世信徒接觸白話字詩歌及台語文學的重要管道；王貞文以台語創作也有受《聖詩》啟發，不僅同樣有詩作收錄《聖詩》，其處境化神學的關懷視野也影響其詩作，由詩集《檸檬蜜茶》中也得見其容納神學及現代詩的詩風，是不同於鄭溪泮、賴仁聲及當代台語詩人的詩歌，而呈現獨特的風貌。因此，由小說的發展及詩歌的演變，便能清楚看見基督教的白話字文學對台語文學的影響以及延續。白話字文學不只將台語文創作的能量自日本時代延續至戰後，也成為1980年代台語文運動中，極為重要的能量來源；而長老教會信徒及牧者的參與，也豐富今日台語文學光景，而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透過本文研究，期待能理清白話字文學在台語文學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重新梳理鄭溪泮、賴仁聲及王貞文三人在之中的貢獻及價值。望不僅能再次定錨白話字文學在台語文學中的價值定位，也重新詮釋鄭溪泮、賴仁聲及王貞文三人的台語文學創作，開闊台灣文學、台語文學的視野。Item 白話字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2015) 陳慕真; TÂN, Bō͘-Chin本文以白話字為研究主題，探討白話字從十九世紀至今百餘年來的發展，分析白話字在麻六甲的起源，在中國廈門的形成，以及在台灣從清末、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發展。透過白話字於不同時期的歷史梳理與分析，本文指出，白話字在台灣的發展主要呈現兩條主要的脈絡：一為從1865年開始，由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所發展的白話字運動 ── 這條主線在教會內穩定的發展，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直到1969年國民黨政府全面禁止白話字為止；另一條脈絡源於日治時期的1920年代，白話字運動與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相結合，並在戰後1950年代由台灣省議員所接續，此後因為高壓的國語政策而沉寂，直到1980年代才在政治解嚴的風潮下，隨著台語文運動而再次出現於台灣社會。這兩條脈絡顯示出白話字在台灣的發展轉變為：（一）推動者：從西方宣教師轉變為台灣本地知識份子，（二）訴求對象：從長老教會的信徒，擴及至台灣社會大眾，（三）推動目的：從傳揚基督教，達成信仰教育，改變為以普及知識，達成社會教育，（四）認同取向：從對基督教的信仰認同，發展為對台灣民族的認同。從這些轉變的過程顯示出白話字一開始作為西方宣教師創制的文字系統在台灣本土化的痕跡。 從1885年《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開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就開創了以白話字閱讀、書寫、出版、傳播的時代，直到戰後的1969年為止。在長老教會的推動下，白話字已經穩固的成為基督徒社群共通的文字。在1885年至1969年這段台灣的「白話字時代」中，以白話字出版之書籍、刊物，總數量至少近千冊，內容涵蓋了文學藝術、宗教信仰、歷史文化、兒童教育、醫學知識等領域。這些成果顯示，以白話字所構築的知識體系已然健全，並成熟的體現在各領域。白話字除了是教會信徒領受基督信仰的文字工具外，也是台灣人以台語獲取各種現代化知識的重要途徑。 本文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指出「白話字傳播圈」的概念 ── 從十九世紀白話字的傳播路線來看，首先是從南洋的麻六甲（1820年代），繼而到中國廈門（1850年代），最後來到台灣（1865年代）。就歷史的進程而言，台灣居於「白話字傳播圈」的末端。然而，經過百餘年來歷史的發展，隨著東南亞華人和中國閩南人的政治情勢、族群結構、語言式微、宗教信仰等主客觀因素，福建話和閩南話的白話字在當地並未有穩定和長足的發展。相較於此，1980年代後，隨著台語文運動的成果，使得台灣在白話字上取得優勢和主導權，逐漸躍居為新加坡、馬來西亞和中國閩南的白話字輸入中心。換言之，台灣從歷史上「白話字傳播圈」的末端，逐漸發展成為具有「白話字傳播圈」中心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