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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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臺灣歷史詞彙的形塑與轉變—以「出草」為例（1717-1994）(2019) 席名彥; Hsi, Ming-Yen本文旨在研究「出草」詞彙意涵及語言使用方式的歷史變遷，並探究其轉變因素。「出草」是臺灣特有的漢語詞彙，起源於十七世紀漢人社商對臺灣原住民捕鹿行為的描述，到了十九世紀以後，由於隘墾地帶隘丁與山區原住民狩獵衝突頻繁，「出草」的語意逐漸轉變為「生番殺人」。 文獻紀錄上，十九世紀以前臺灣方志對「出草」一詞僅用於捕鹿或狩獵的語境，但十九世紀以後的文獻，開始將「出草」等同於生番殺人。政權更替後，日文文獻承襲了出草殺人的說法，二十世紀以後出版的原住民研究書籍，都已將「出草」當作原住民獵首行為的專有名詞。總督府官方更透過吳鳳故事的創造，讓「出草」的負面詮釋深植人心。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延續相關政策，加上國民教育體制與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吳鳳故事中的「出草」印象，仍被視為原住民文化的負面象徵，因此成為原住民運動力圖破除的目標之一。二十世紀末，原住民作家重新詮釋了「出草」一詞，給予光榮、勇敢的正面意義，並以實際的抗爭行動，成功改寫了整個社會對「出草」的認知，影響持續至今。 本文認為，文獻中「出草」詞義之所以轉變，是因為原住民內化了外來語言詞彙後，反而在使用過程中改變了語言使用者群體原先對該詞彙的認知。此一語言現象，不僅可能發生在十九世紀「出草」詞義從「捕鹿」轉變為「殺人」的歷史階段，在近代原住民作家的行動及其結果中，亦可相當程度地得到驗證。Item 日治時期砂眼調查與防治--以學校衛生為基礎的觀察(2014) 池田若菜; Ikeda Wakana本文探討日治時期台灣有關砂眼的調查與防治，尤其以學校衛生方面實施的砂眼對策為中心討論；主要聚焦於台灣砂眼流行的狀況、學校砂眼對策與防治、臺灣本島和日本國內制度面的差異，及在台灣實施的砂眼對策之成效等課題。 1895年以降，台灣的衛生狀態之改善是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重大的目標之一。日本統治台灣之初，便面臨瘧疾、鼠疫和霍亂等急性傳染病流行，因此以遏止這些致命的傳染病為首要任務。為了有效推動衛生事業的制度化，台灣總督府將日本實施的衛生制度引進台灣，作為其在台灣推動衛生行政之第一步。 儘管一開始台灣總督府的疾病防治重心並未放在砂眼上，但由於台灣早有「盲人多」的現象，因此台灣總督府自1900年代初期即開始統計盲人的數量，同時也注意到砂眼的流行。然而，因砂眼、寄生蟲等疾病較不易直接危害生命安全，因此相關制度的訂定和防治對策的提出，較日本國內晚了10年左右才制定。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日本國內即制定「砂眼預防法」，但此法案始終未曾在台灣施行。儘管如此，從統計、報章雜誌等報導來看，很明顯地可看出砂眼曾在台灣大肆流行；而當時負責砂眼對策的最大機關就是學校，此可從1921年台灣的「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中看出。 從制度面觀之，台灣的學校衛生制度並不是直接導入日本國內之學校衛生制度。在「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中，也有台灣獨有性的規則項目，另一方面，也有在台灣未實行的規程。 關於在台灣負責學校衛生的「學校醫」，一開始「學校醫」通常由「臺灣公醫」兼任，直到1922年制定「關於台灣公立學校醫的聘僱及執務之規則」，「學校醫」的資格才規定為「公醫、開業醫、從事醫務的台灣總督府醫院職員」。很明顯的是，「學校衛生」與「學校醫」、「公醫」有著密切的關係。台灣的學校從1910年展開沙眼調查、統計，較日本國內還早開始，這似與「公醫」的設立與普及有相當的關係。 就學校砂眼對策的成效來看，當時並未透過學校的兒童將衛生觀念滲透到家庭，可以說學校教育對臺灣人社會的影響有限。砂眼罹患率沒有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根本治療法尚未確立，砂眼的預防法沒有改善，感染源也無法斷絕。Item 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尼僧(2014) 王宣蘋; Wang Hsuan-Ping本文探討的主題是日治時期的留學尼僧，所謂「留學尼僧」是指曾經到日本就讀佛教學校的尼僧，她們是臺灣歷史中第一批優秀的女性出家人。本論文根據限有史料、近人研究等初步整理出日治時期曾經到日本佛教學校學習的尼僧名單，並且針對留學尼僧赴日的時空背景及回臺發展作一探討。 日治時期，臺灣尼僧接受教育的管道來自參加講習會、或在尼僧道場學習，然而講習會舉行次數不多，且尼僧道場屬於草創時期，因此教育活動難以持續。日本的尼僧教育起步於明治時期，在日本統治臺灣以前，日本已有專門培養尼教師的佛教學校出現，因此臺灣的尼僧如要進一步深造佛學則可能選擇留學日本。 日治時期，臺灣約有二十多位尼僧曾經到日本學習，她們就讀「曹洞宗關西尼學林」，「淨土宗尼眾學校」、「私立駒澤大學」、「臨濟宗宗榮尼僧學林」等佛教學校。多屬於法雲寺派且隸屬寺院多來自新竹，此可由新竹的歷史背景與望族陳根傳夫人的佛教事業來探討，赴日年代集中於一九三○年代中期左右，這和臺灣佛教教育發展及佛教在此時代扮演的被動員的角色有所關聯，因此尼僧前往日本可能得到支援。 關於留學尼僧的出家背景與赴日學習內容，以勝光法師為探討中心，勝光法師從小在淨業院出家，其父母、家中的兄弟姊妹也多選擇出家。因日本僧侶和淨業院有所來往，加上個人對日本的嚮往決定赴日留學。勝光法師在日本學習共有八年多的時光，在「關西尼學林」學習五年半左右時間。後就讀「保母養成所」。 留學尼僧回臺發展，是本文最後要探討的問題，近半數左右尼僧選擇在臺灣繼續以「尼僧」身分弘揚佛法，回臺灣的尼僧一方面可能需要適應新的語言、文化，一方面必須在戰後民生困苦的環境整建寺院、各處辛勤募款、還有教化僧俗，以維持寺院的基本運作。關於留學尼僧如何在戰後的環境實踐理念及其對佛教的的影響等，本文以達超法師、如學法師、勝光法師的佛教事業作探討。 關鍵字：尼僧、尼僧教育、留學尼僧、勝光法師Item 從古典到現代—陳定國的 「女性漫畫」(2014) 林姿秀; Lin,Tzu-Hsiu漫畫乃以簡明誇張的繪圖所構成的一門藝術，除了具備娛樂的性質外，更有傳達政令與諷刺時事的功能，而漫畫的讀者遍佈各年齡層，不失為一種大眾傳達訊息的媒介。 日治時期不僅有日本漫畫家來臺發展，透過報刊連載漫畫，將日本漫畫的表現形式傳入臺灣，並對戰後臺灣漫畫的文法體系構成影響。1950年代中期以後，兒童漫畫開始興起，與約當同時期的反共漫畫，成為戰後早期漫畫的兩大潮流。 早期本土漫畫家陳定國將地方戲曲中的服裝與鳳眼特徵應用至漫畫人物上，且大多數以女性做為故事主角的「女性漫畫」，較具代表性與自我特色。他的「女性漫畫」可分為古典與現代兩種類型的題材，研究漫畫文本以《孟麗君》和《呂四娘》、《花小妹》，以及《大眾徵信》專欄漫畫中的女性為主，再搭配其他古典題材的「女性漫畫」進行補充，以便討論、比較古今題材「女性漫畫」的表現形式，以及作者所欲建構、傳達的女性形象與價值意涵。 此外，筆者嘗試比較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的陳定國古典「女性漫畫」與日本少女漫畫的漫畫表現形式，並就當時政治文化的環境因素，進一步探討臺灣早期為何尚未生成少女漫畫。Item 日治時期臺灣的農事改良政策與農村社會(2014) 黃俊昌; HUANG, JYUN-CHANG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的農村如何導入近代農業技術的過程，並觀察此過程中，殖民政府如何使用自身和臺灣本地社會的資源，以及本地社會如何因應自己的需要，接受殖民政府的需求。 臺灣「農事改良政策」的出現，是作為殖民地統治的一部分，由殖民政府引進的。「農事改良政策」的體系以農事試驗場和農會制度為主，前者作為農學研究機構，負責調查殖民地的農業環境並分享農業知識，後者則是作為農村統治機關而存在。這兩個制度是在兒玉源太郎總督任內規劃，直到1908年下一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任內完成制度化。 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臺灣被賦與糧食或者是工業原料生產基地，以輔助日本正在發展的工業部門。臺灣總督府積極找尋具有商品價值的工藝作物的發展可能性，甘蔗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然而日俄戰爭前後所產生的日本國內糧食缺口，讓殖民地的稻米的重要性提升，改良稻米的生產成為臺灣總督府內部農業發展的一個路線。因此，自1910年代開始，臺灣總督府積極進行臺灣在來米品種汰選以及日本品種稻米的試植，一方面也透過農談會或品評會等方式，積極推行日本「精耕、多肥」的耕作理念。 直到1920年後期以後，由於蓬萊米品種技術的突破造成種植的風潮，本文試圖以屏東平原的萬丹地區作為例子，探討在水利設施不足的萬丹地區，如何透過農村人物力量的匯集，向臺灣總督府請願建造萬丹水圳，並且這些人物又是如何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反饋農事改良的理念，並且這些「看不見」的體系，仍然在戰後臺灣影響著農村的運作。Item 日治時期臺灣地方病的調查與防治--以肺吸蟲病為中心(2014) 郎咏恩; Lang Yung En日本明治維新後，受歐美近代化的影響甚深。在疾病的防治上，以預防和治療作為兩大核心。政府當局透過全面的調查來掌握疾病傳染的情形，再由學界投入研究、了解病因，最後由政府制定相關防治政策。官學互動密切，實為一大特色。同時，強調公共衛生的重要性，重視預防勝於治療，因此透過改善衛生，來降低疾病傳染的可能。為了有效落實衛生政策，而展開全面的衛生教育，透過各種方式影響民眾，以建立現代衛生觀念為主要目標。這樣的模式，成為日本醫療衛生近代化的主軸。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亦受到日本近代化的影響。在面對臺灣未知的風土疾病上，臺灣總督府極為倚重醫學研究者，透過各式的調查、實驗與研究，充分了解各疾病的病因、病源與傳染方式，以求快速地掌握病情，展開對策，遏止疫病的擴大傳染。 本論文以肺吸蟲病（Paragonimiasis）作為探討主題，以其作為代表來觀察臺灣地方病調查與防治的過程及其成效，藉以凸顯地方病防治對策上因地制宜之特性。由於肺吸蟲病是日治時期少數因確切掌握感染原因與傳染途徑而有明確防治對策之疾病，因此從肺吸蟲病罹患的消長進行分析，有助於瞭解官方、民間、醫學界在臺灣衛生改善與疾病防治事業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他們的互動關係。 在疾病防治上，總督府極重視基礎醫學的研究，並且與研究者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使雙方能夠針對不同疾病，有效率地展開行動，加以預防、治療及撲滅該疾病。在肺吸蟲病的調查上，研究者很早就指出新竹地區是肺吸蟲病的主要流行區，研究者以新竹為主要研究地點，積極地展開肺吸蟲的發育史及傳染途徑研究。在經過一連串的調查、假設、實驗與研究後，1915年中川幸庵終於解開謎團，找到肺吸蟲的第二中間宿主。由於寄生蟲病防治上，釐清傳染途徑是有效預防的關鍵要素，因此這項發現對於爾後的肺吸蟲防治實有莫大貢獻；此舉大大振奮臺灣研究群，因而展開臺灣肺吸蟲研究熱潮。在更加積極的調查與研究下，很快的肺吸蟲的發育史與感染途徑便被醫學界掌握。肺吸蟲病的預防對策就此被確立：禁止生食淡水蟹，同時禁止飲用生水。 台灣總督府除了用政府強制力來使民眾遵守相關對策外，亦透過各種方式來推廣衛生教育，強化民眾衛生觀念。《臺灣日日新報》積極的報導刊載各項肺吸蟲研究的新成果，使民眾對肺吸蟲病有相當的熟悉，並且能在第一時間掌握預防要點。而流行地中心的新竹，更是透過衛生講話或學校教師推廣，來強化當地民眾衛生概念。透過這些努力，肺吸蟲病的感染率有效地逐年下降，大部分地區的感染率都能控制到1%以下；少部分地區仍舊流行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徹底落實禁食生蟹的預防方法，其中又以住在新竹山地的原住民族感染較為嚴重。可見民眾衛生思想的與時俱進，是疾病能否有效防遏的主要關鍵。 在學術研究上，1920年代以後參與研究肺吸蟲的人數大幅增加。研究者紛紛以自身熟悉的學科背景切入，針對肺吸蟲所引起的各式症狀展開實驗，尋求治療方式；同時不同學科的攜手合作，也使這段時間的研究成果有更豐富的面貌。可以說，日治時期臺灣的肺吸蟲研究不管在基礎研究或應用上，都有其重要性。 此外，由教授指導學生共同完成論文，也是此一時期研究上的一個特色，顯見臺灣醫學界已有能力培育新生代研究者，並且發展出有影響力的學術社群，使相關研究得以蓬勃發展；而這些人才，恰恰成為戰後台灣寄生蟲學病防治上的生力軍。Item 虛實之境-臺灣後山的地域與人群（從近代初期到1888年）(2014) 廖准一本論文主要探討近代初期至清代晚期，後山地區的歷史演變過程與人群互動情形。希望可以究明各個時期的後山，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外來者與清帝國如何認識、理解及描繪後山，又對後山帶來怎樣的影響。 過去談到1875年開山撫番以前的後山歷史，大多集中在荷蘭人的探金行動，卑南王事蹟，李享、莊找、吳全、黃阿鳳、鄭尚等人的零星拓墾，以及平埔族人的南移與東遷等，但這段期間的後山史仍有不少等待釐清的問題。 1874年，爆發牡丹社事件，開啟了後山的大門，滿大人的鐵蹄終於正式踏上這片土地，但清帝國與後山人群發生了一連串的摩擦與衝突，讓清國官兵疲於奔命，最終釀成大庄鉅變，大庄事件的爆發，改變了清帝國對於後山的治理規畫與區域發展方向，影響延續至今。 宥於史料的缺乏，且散落在各輿圖、奏摺、遊記與回憶錄中，使得我們今日難以建構起早期後山的歷史全貌，本論文利用現存的輿圖、圖像及文獻檔案，進行交叉分析，尤其著重「圖」所傳遞出的訊息，發現過去被忽略的史料所代表的意義，並嘗試回到在地知識，利用父祖輩們的經驗，以長期歷史結構的觀點探討後山歷史，追索當時清人、西方人與日本人眼中、筆下的後山，並討論清帝國究竟如何看待並「治理」這片邊陲之地，對於有待釐清或尚未受到重視的問題提出合理的說明與解釋。Item 濁水溪中游的移民拓墾與社會族群關係─以名間鄉新民村為例(2014) 洪詩涵; Hung shih-han本文以南投縣名間鄉新民村為研究範圍，探討不同時期的移民拓墾發展面貌。新民村的特殊性在於歷經清代、日治時期、戰後不同的政權，不斷有新的「異族群移民」來此拓墾，是為此區移墾的特色，也是聚落命名的由來。新民村在清代以前已有零星的移民開墾，昭和13年（1938）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此建立一日本農業移民村，是為「新高村」，戰後日本移民撤離，退輔會在此遷入一群外省籍的退伍軍人成立「彰化農場名間輔導區」。不同時代新移民與舊住民的族群互動關係，是本文研究的重點。Item 許丙丁之報刊漫畫研究—以《臺灣警察時報》、《三六九小報》為中心(2013) 林育薇漫畫在臺灣歷史中有其發展脈絡，至今成為文化研究的一項研究重點，然則現今臺灣戰前漫畫的發展著磨甚少，臺灣歷經日治本統治五十年期間，教育、文化以及各種制度的建立、洗禮，進而進入臺灣人民的生活。藉由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看到「漫畫」的蹤影，對日治時期的文化表現有更深層的認識，本研究以在日治時期具有警察身份的臺灣人許丙丁為主，以他在日治時期之報紙刊物—《臺灣警察時報》、《三六九小報》上所發表的漫畫作為核心，探討方向有二： 一、本研究為戰前的臺灣漫畫，以一位日治時期的臺人「漫畫家」許丙丁為中心，希望藉由許丙丁的「漫畫」研究得到一些成果，彌補早期「臺灣漫畫史」的缺失，探討臺灣漫畫的較少為人知的日治時期。 二、填補許丙丁研究中缺少的「漫畫」領域，從其在日治時期特殊的警察經歷延伸，以及卸下職務後的生活面貌。以「漫畫的許丙丁」這個尚未被探討的範疇，期能對許丙丁有更多層面的認識，為許丙丁與他的漫畫定位，並填補現有許丙丁研究的闕失。Item 臺灣始政紀念繪葉書文化意涵之研究（1905-1935）(2013) 潘郁雯本文討論「始政紀念繪葉書」於1905年至1935年之文化意涵，釐清始政紀念繪葉書的時空背景為何；並探討總督府如何生產和製作繪葉書，而且在每年的6月17日的始政紀念日夜會上，贈送繪葉書。當時報紙屢見始政紀念繪葉書即將發售的報導，郵局裡放置繪葉書樣本提供民眾參考。官方發行各種紀念繪葉書，由於政治宣傳的目的，強調「視覺性」，始政紀念繪葉書是攝影和美術設計的結合。1905年逢日俄戰爭剛結束，愛國心高漲的日本人希望藉著繪葉書，傳遞戰爭前線的狀況，「郵趣」熱潮被帶動。殖民地臺灣受郵趣熱潮和來臺畫家的影響，繪葉書蒐集這件事逐漸被大眾所重視，總督府搭載蒐集熱潮，邀請石川欽一郎等名家設計繪葉書，將繪葉書送至內地東京印刷，欲增加其藝術價值。 以「始政紀念」為主題的繪葉書具有強烈政治性，除了政治意涵以外，這一主題繪葉書的數量有多少呢？一共21套47張，它們具有那些文化意涵呢？本文主要的發現有三：其一，「西方藝術的窗口」，水彩畫作為明治維新中一環被引入日本，始政紀念繪葉書上展示的繪畫讓殖民地人民認識洋畫。其二，「增加生活趣味」，集郵愛好者組織臺北的繪葉書交換會、俱樂部及郵卷俱樂部等，交換或購買繪葉書。其三，「反映一地郵政利用程度」，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臺北、臺南繪葉書銷售量領先其他地區，除兩地的經濟發展高於殖民地其他地區外，銷售量高的原先也可能和郵政利用程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