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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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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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萬曆朝播州之役及其後續
    (2025) 陳奕翔; Chen, Yi-Xiang
    位於四川東南部的播州地區,自唐乾符三年(876)楊端入播平亂有功以來,當地便由楊氏一族世襲統治了數百年。入明以後,明朝沿用元朝創立的「土司制度」,令洪武五年(1372)來朝的播州宣慰使楊鏗照舊任職,此後二百年間,播明雙方大抵相安無事,直到隆慶六年(1572)楊應龍繼任播州宣慰使後亦是如此。然而,楊應龍雖能夠和周遭的水西安氏、永寧奢氏等土司維持良好關係,卻未能徹底壓制轄下的「五司七姓」,致使後者於萬曆十八年(1590)藉故「告龍反」,播明之間的關係因此產生變化。本文即從萬曆十八年(1590)的「告龍反」開始談起,依序論證明廷數年間剿撫不定的過程,楊應龍次子楊可棟之死造成的影響,以及播兵於飛練一役大敗貴州明軍的後果。此外,本文亦提及了川湖貴總督李化龍、貴州巡撫郭子章等人於徵兵調餉期間採取的各項措施,以及鄰近各土司響應征播的若干情況,並將八路明軍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二月誓師出兵後的各時期戰況予以梳理,詳盡還原了播州之役的歷程。  萬曆二十八年(1600)六月上旬,播州之役隨著海龍囤破、楊應龍身死而結束。早在楊應龍父子上囤據守之際,總督李化龍已開始思考將播州地區改土設流,並在播平後展開了數月的討論。經過郭子章、李化龍的數次上疏,明廷最終決定將播州宣慰司分置為遵義、平越二軍民府,並將整體的善後諸務交由繼任總督王象乾負責推動。王象乾於五年總督任內,一方面和郭子章互相合作,在撫輯夷民、調運糧餉、修築城署、清丈田畝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一方面卻也因為水西侵地的問題和郭子章各持己見,產生了持續數年的疆界爭議。清疆期間,水西安氏透過盜買屯田、鼓動播民作亂等方式持續侵擾遵義府,永寧奢氏內部則出現了承襲之爭,其中奢世續為了自保,後來甚至尋求水西的幫助,局勢因此變得更加複雜。  由於遵義府最終未能取回水西侵地,王象乾原先計畫建置的屯軍無田安設,故王象乾只能於丁憂候代期間一面縮減防兵,一面提醒明廷對水西、永寧多加防備,而新到任的四川巡撫喬璧星,亦隨及面臨到水西、永寧互相牽引下所導致的永寧爭印、鎮雄承襲紛爭等問題。本文在嘗試釐清上述事件後續發展的同時,亦關注到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對於鄰近勢力的擴張行為,隨後依序介紹天啟元年(1621)爆發奢安之亂以來各時期的重大事件,以及四川巡撫、總督朱燮元等人的應對措施。最終,永寧宣撫司於亂事平定後亦遭改流,水西安氏則因實力仍然強大,迫使朱燮元放棄將水西「分土世官」的計畫,仍然維持當地宣慰使的設置,由此看來,水西安氏可謂迎來了和播州楊氏、永寧奢氏不同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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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鸚鵡賦研究
    (2025) 李俊賢; Li, Chun-Hsien
    鸚鵡不同於一般凡鳥。其具備性靈上的才智,為人們所喜愛,卻囿於生理上的限制,受囚於籠中。由是,文人常以賦體詠之、嘆之。鸚鵡正面與負面的形象,畢現於鸚鵡系列賦作中。今觀逾八十餘篇鸚鵡類賦作,形象多元而豐富,有十多種特殊形象,奠基於東漢禰衡〈鸚鵡賦〉而來。其中所展現者,蘊含不遇、憂生、頌聖、愛情、憐物等多種情感表現。本研究從鸚鵡形象、情感主題著手,進一步梳理鸚鵡系列賦作的思想特色,並進一步探究鸚鵡類賦作的寫作技巧。由賦旨的推敲與作者生平相繫,討論賦作中的儒、道、佛等思維,並從篇章架構、句式內容,以及典故運用,探討鸚鵡類賦作的藝術手法。藉由文本分析與統整的方法,勾稽鸚鵡類賦作的共性,並呈現客觀的篇際殊性,將鸚鵡類賦作的詠物特色透過形象、情感、思想、寫作技巧等方面彰顯、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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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棲隱、人脈、話語權—陳繼儒活動軌跡研究
    (2025) 簡妤; CHIEN YU
    陳繼儒(1558-1639)作為晚明著名的「徵君」,不但以文學家、書畫家、評論家的形象,在晚明文學場域之中有一定的地位及話語權。同時又兼具隱士、儒者等多重、複雜又矛盾的形象。而這樣的矛盾形象,也成為他在清代受到抨擊的主要原因。《四庫全書總目》以及蔣士銓《臨川夢》之中,皆針對陳繼儒展現出來的文士形象,以及陳繼儒以布衣身處權貴之中的舉動展開抨擊。對於陳繼儒「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這樣名不符實的「行為」感到不齒。為了探討陳繼儒的「行動」與「形象」之間的關係,本文擬從陳繼儒的「遊」與「棲」兩個面向著手,探討陳繼儒在行游及棲居兩個不同的樣態之下,如何呈現自己的面貌,進而塑造不同的形象特質,並取得相應的名聲。晚明是一個對名聲極其要求且狂熱的年代,「塑造名聲」,又或者是說「取得名聲」,是晚明文士藏在行為背後的具體動機。因此,本文擬透過陳繼儒的行動軌跡,建構出陳繼儒的人脈建立模式,透過陳繼儒與不同文士所展開的「集體活動」,覺察陳繼儒展開的社交策略。並且藉由分析陳繼儒展開的社交活動,在了解陳繼儒在其中扮演的腳色同時,也透過分析人物關係、人物形象,了解「名聲」在晚明文人之間的流動現象;並且以陳繼儒在棲居處的生活經營,探討陳繼儒如何透過標榜「文人文化」,塑造出自己獨特的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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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世姻緣傳》身體敘事研究
    (2025) 吳昱璇; Wu, Yu-Hsuan
    本論文以《醒世姻緣傳》的「身體敘事」為題,期望透過小說中各式身體樣態的梳理,釐清作者如何藉由身體描摹傳遞敘事意圖,以及從中反映社會文化、推動文本情節,以建構出理想的人倫世界,呈現在世末氛圍之下覓得整合身心的示範與價值。主要將分為「身體與兩性倫理」、「身體與善惡因果體現」、「身體與空間的互動」三個部分探討。同為世情小說,《醒世姻緣傳》在主題思想與藝術手法上多有受《金瓶梅》影響,也承襲對女性身體的凝視和男性身體與家國同構的脈絡,是以透過分析在作者意欲強調的禮教倫理之下兩性身體受到的規訓,以及身形外表和身分改變與權力之間的關聯。兩世姻緣將因果作為框架,身體可謂是填滿因果理論言說的具體展演,善惡有報都反應在身體疾惡毀敗、康健長壽或是外貌美醜特徵,甚至兩世之間感官感受也有所呼應。儒釋道三教思想深入民間,寫作者藉由已建構於讀者思想中的報應觀,使小說人物承受因果的規律強化善惡倫理的標準。作為家庭小說之一的《醒世姻緣轉》將場景類型擴展,除了家內的宅院,還延伸至家外的廟宇、監牢、公堂等等,無論是人物對空間界線的跨越或在當中的行為活動,都藉由身體動態與環境形成互動,也藉由夢境銜接或預示人物命運的變化,增加小說情節立體豐富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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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分析應用於高中小說教學之研究——以高一多元選修課程為教學場域
    (2025) 蔡承君; Tsai, Cheng-Chun
    本研究以敘事學理論為基礎,探討其應用於高中小說閱讀教學的可行性。因應108課綱對閱讀素養之重視,研究者據此設計教學方案,期望引導學生建立小說的閱讀方法與分析策略,進而深化其文本理解與詮釋能力。本研究針對臺灣高中小說教學現況提出反思,發現教學多著重人物、情節,對敘述形式的探討相對不足,然小說閱讀需兼顧內容與形式的融合,方能深入理解主題意涵。為此,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與質性分析的方法,於高一多元選修課程中實施「敘述者」、「視角」與「時間」三個教學單元,分別選用艾西莫夫〈真愛〉、芥川龍之介〈竹藪中〉與白先勇〈遊園驚夢〉為教學文本,藉由敘事分析、提問引導,並蒐集各單元學習單之作答資料,以檢視學生閱讀理解與文本詮釋的表現。研究結果顯示:一、敘事分析能提升學生的文本理解與分析能力;二、敘事分析的引導性提問能強化學生的思辨與詮釋能力;三、以敘事學為教學策略,能作為小說選修課程的教學模式。最後,本研究提出敘事研究與教學實踐的省思,期能作為高中國文教師推動小說教學之參考依據,亦為未來敘事學應用研究與小說教學發展提供實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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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電台叩應節目主持人與來電者「偽親密」關係的建立
    (2024) CHUNWISITTIKIT, Ramonpawee; CHUNWISITTIKIT, Ramonpawee
    在許多媒體節目中「偽親密/裝熟關係」(O'Keeffe 2006)可透過使用代詞、稱謂以及名字等語言元素構建。本研究以泰國電台叩應節目《Put Talk Put Toh》為例,探討(一)泰語電台主持人與來電者的互動中,如何利用泰語中的「非禮貌稱謂」(例如:代詞使用和/或貶義頭銜)來作為建立「偽親密/裝熟關係」的策略。(二)在來電者是未知的情況下,偽親密/裝熟關係關係是如何形成的。二)在來電者是未知的情況下,偽親密/裝熟關係關係是如何形成的。本研究所採語料共計75段叩應對話,總長3562 分鐘,內容以提供生活諮詢為主,平均每名來電者時長15分鐘。研究結果發現,泰語非禮貌稱呼用語的主要功能是減低主持人與來電者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且他們更傾向於將自己視為來電者的朋友,而非以電台工作者的專業給出建議或警告。在觀眾來電尋求諮詢時,非禮貌代詞及稱呼語的使用,使主持人得以積極的與來電者溝通交流,達到規勸、嘲弄、立場表明及警告等目的,並迅速建立了「偽親密/裝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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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義使役動詞「讓」之二元分類
    (2024) 任賓森; Robinson, Mark James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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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道學士人的政治行動 (1085-1140)
    (2024) 柯韋帆; KO, Wei-Fan
    「道學」是宋代興起的特殊思想體系,當中的士人思想家關注著修身成聖的學理目的,同時也在宋代「崇儒」的政治背景中,得到朝廷吸納並參與進政治之中。重要的道學士人程顥,最初曾在熙寧入朝為官時,嘗試將道學與政治聯繫,積極闡發如何利用道學學理之思維,看待並處理政治問題,以達成「王道」的理想,然而卻因與在朝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不合,程顥於變法開始後不久便遭罷逐,退居洛陽講學十餘年。待其弟程頤於元祐時受到薦引入朝,他改變了政治論述方式,拒絕讓自身的「道學」配合「政治」,選擇嚴格恪守自身所悟出的「道學」修身法和師道觀念,展開政治活動。在此時期,二程及其門人都沒有生產出適用於現實政治的「道學」論述和理想,這導致道學士人無法藉由「學」相互聯繫結成群體,而是各自依附當時朝內的有力人物;程頤強硬的在政治上套用「道學」規則,與現實政治脫節並和傳統尊卑秩序衝突,導致了他的罷免,道學也被認為是不適用於朝廷政治的學說。  隨著政治傾向轉變,變法派在朝中得勢,他們將道學視為反變法的學術,對道學立場及由此而生的風險有所關注,並在朝廷與社會中禁絕,即便遁入地方講學的道學士人,也因此受到管制和打擊,再一次擴大了「道學」與「政治」間的距離。在北宋末徽、欽二帝時,道學士人楊時意外的選擇參政,因受政敵之請薦,其名節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質疑,但對於「道學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楊時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著對王安石的持續批判和反省,楊時注意著「政治」與「學」的聯繫,至其參政之後,他承接起自熙寧初程顥以來斷絕之道學適應政治的嘗試,藉由改變「道學語言」的詮釋,將原用於修身工夫的詞語,也用來呼應政治事功;此外,楊時將原本學術內部的爭端,藉其政治職位,提升到政治場域中,讓道學群體找到面對政治問題的道學視角和捍衛道學學統的方式。隨著楊時學派在往後政壇的盛行,其政治立場及那道學與政治相融的論述策略,也得到傳承和延續。  南宋之趙鼎、胡安國在朝薦引了大量道學士人,讓道學在政治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也產生了許多群體性的行動。首先在當時許多奔競投機之士,欲透過模仿道學的作風和語言來推進仕途,這受到道學士人群體的關注,陳淵、張九成等屢屢非議之,認為這傷害了道學的學統傳承和純粹性,胡安國則將之抬升到政治場域中,請求朝廷利用政治力量,藉奉祀道學人物、刊刻道學書籍,以維護道學學統的純正性;另一面,道學在政治傾向上堅決主戰,這讓他們急於否定各種可能偏向和議的作為,立場彈性的缺乏,導致當秦檜—高宗主和國是一成,道學士人便紛紛因此遭到罷黜。  道學士人從草創的嘗試,中途的衰弱之後,漸漸掌握了在政治場域中活動的方式,藉由擴大對「道學語言」的詮釋、在政治上公開表達道學的立場、活用政治的手段保衛「學」的統系、或是在政治上結成群體推進自身的目標,都讓「道學」與「政治」的聯繫更加深化,而對此過程的深入觀察,不僅作為理解後來歷史發展的基礎,也能提供探討「學」與「政」不同的視角,並發覺個人在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