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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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立於民國五十七年八月。民國三十五年本校成立時，即在教育系內成立心理實驗室。四十七年教育系成立心理學組，並將心理實驗室擴充為心理實驗中心。五十七年正式成立教育心理學系。六十九年在進修部成立教育心理學系，分設輔導組和特教組，為中小學教師提供進修機會。六十八年教育部鑑於各級學校輔導工作之日益重要，乃准以教育心理學系現有師資及設備為基礎，成立輔導研究所碩士班。民國七十六年更奉准成立博士班，培育高級輔導人員，同年將系（所）名稱更改為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並簡稱為心輔系（所）。民國八十三年，因應新大學法頒佈，將系所名稱合一，統稱為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簡稱為心輔系）。
本校校區可分為本部（包括教育學院、文學院、藝術學院）及分部（理學院）。本系位於本部教育學院大樓五、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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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年輕人憂鬱復原經驗的敘事研究(2024) 曾珮珺; Tseng, Pei-Chun本研究旨在探究年輕憂鬱症患者復原歷程的經驗，並聚焦過程中的因應策略與行動影響因素。本研究以敘事研究為研究方法，邀請四位過去曾受診斷為憂鬱症，但已與醫師共同討論認為症狀已緩解，且至今已停藥一年以上皆維持穩定狀態的年輕研究參與者前來進行半結構訪談。並以「類別—內容」為主，「類別—形式」為輔，進行研究資料分析，從憂鬱症當事人的主觀經驗出發，了解在憂鬱症復原歷程中促使憂鬱症當事人採取自助策略之因素與帶來幫助的行為策略。研究結果發現：1. 每位研究參與者在其復原歷程中皆經歷了七項主軸經驗：（1）驚覺逐漸失去原有的自己；（2）為自己的困境尋找解答，決定行動；（3）尋覓適配的治療服務，帶來轉機；（4）願承受憂鬱並嘗試取回主控權；（5）不可或缺的社會支持系統資源；（6）鬆動憂鬱慣性框架；（7）開創不同的生活。2. 研究參與者啟動自我幫助歷程包含四個主題：（1）生活中覺察到憂鬱症狀；（2）發覺症狀的影響並未消退；（3）透過外在資源對自我有更多的覺察；（4）獨立特質與問題解決觀點。3. 研究參與者在復原經驗中積極影響之策略則包含：（1）自主穩定配合藥物治療；（2）對於治療抱持積極主動的態度；（3）進行有興趣的活動本身就能帶來正向情緒；（4）正向的行動結果有助於提升滿足感與掌控感；（5）向內照顧，透過正念或閱讀相關書籍進行自我覺察與關照；（6）向外尋求心理諮商的輔助；（7）建立屬於自己的社會支持系統；（8）社會支持下，更能發揮自己的力量；（9）和自我進行對話，重新建構自我，為生活帶來不同的視野」等九個主題。本研究根據上述結果，提出對於未來研究方向，以及對於健康實務工作者、憂鬱症當事人與陪伴者之建議。Item 使用左心室輔助器病人焦慮、憂鬱與生活品質之探討(2024) 謝璧光; Hsieh, Bea-Gwoun末期心臟衰竭病人，使用左心室輔助裝置可以支持病患的血液動力學，作為等待心臟移植至移植手術間連接橋樑；對於不適合移植的病患，心室輔助器亦可成為終點治療，但裝置左心室輔助器病人仍存在有生理、心理之影響，是一壓力事件。目前，極少研究探討其心理症狀以及影響心理調適的因素，本研究目的以前瞻式、縱貫性調查臺灣北部地區某醫學中心的病人使用左心室輔助器，在術前、術後一個月及六個月，其生活品質、心理症狀（焦慮與憂鬱）的變化，並檢視病人手術後影響其生活品質之身心因素。本研究自2021年2月至2023年8月在臺北市某醫學中心，總計收案11位接受左心室輔助器的病人，以問卷方式調查術前、術後一個月與術後六個月之生活品質、焦慮與憂鬱狀況：生活品質以歐洲生活品質五點量表（EQ-5D-5L），焦慮以廣泛性焦慮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憂鬱以憂鬱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測量。研究方法則採用無母數之佛里曼檢定與魏克生符號 等級考驗進行術前、術後一個月及六個月之EQ-5D、GAD-7與PHQ-9分數差異檢定；並以逐步迴歸分析生活品質之預測因子。結果：左心室輔助器病人術後六個月生活品質與術後一個月的生活品質相比，進步接近顯著（p = .096），術後六個月憂鬱和手術前憂鬱分數比較是有改善的（p = .046）。術前、術後一個月與術後六個月之焦慮分數則無顯著差異。影響生活品質最重要的預測因子是出院後再度入院次數，其次是術後六個月之憂鬱。結論：心衰竭的病人接受左心室輔助器，其術後六個月憂鬱是顯著進步，且出院後再度入院的次數越少能夠預測較佳的生活品質。提示在臨床上告知病人預防再度入院與減低憂鬱，對日後生活品質將有助益。建議透過醫療人員照顧病人減少可預防的併發症，或在LVAD植入之前和之後提供心理評估，從術前到術後追蹤病人心理狀態，身、心、靈整合之全人照護，患者才能得到滿意的生活品質。Item 國中生憂鬱與網路成癮之相關研究：現實和虛擬社會支持與拒網自我效能的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式(2021) 陳冠竹; Chen, Kuan-Chu本研究旨在檢驗國中生的憂鬱情緒、現實與虛擬社會支持、拒網自我效能與網路成癮間之關聯性，並釐清拒網自我效能是否能中介憂鬱情緒對網路成癮之預測關係，以及現實社會支持與虛擬社會支持是否能分別調節憂鬱情緒對拒網自我效能的預測關係。本研究採橫斷研究法，以臺灣國中生作為研究對象，共取得有效問卷1,129份，並使用「個人資料表」、「憂鬱焦慮壓力量表之憂鬱分量表」、「社會支持量表」、「拒網自我效能量表」及「陳氏網路成癮量表」等作為研究工具。本研究採用描述統計、皮爾森相關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國中生平均每週上網時間為20.03小時（標準差為17.16小時）且有90.6%之國中生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2）國中生之時間管理能力與網路成癮傾向呈顯著負相關；（3）憂鬱情緒可顯著且正向預測網路成癮；（4）拒網自我效能可顯著且負向預測網路成癮；（5）拒網自我效能可部分中介憂鬱情緒對網路成癮之正向預測關係；（6）現實與虛擬社會支持能調節憂鬱情緒對拒網自我效能之負向預測關係。本研究檢驗了國中生憂鬱情緒、現實與虛擬社會支持、拒網自我效能與網路成癮之調節式中介模型，並建議若欲預防網路成癮，可同時降低憂鬱情緒與提升拒網自我效能，且若能提升現實社會支持與降低虛擬社會支持，將能更有效預防國中生沉迷於網路之風險。Item 高中生目標感狀態與學校因素及心理適應之關聯研究(2021) 楊悅恩; YANG, Yue-En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生目標狀態類型與生活滿意度、憂鬱情緒及學校脈絡因素（學校歸屬感、導師支持、同儕支持）的關聯，並探討學校生活經驗對高中生目標感發展的影響。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法之序列混合設計，先收集問卷資料以探究高中生目標狀態的類型及各類型與研究變項的相關性，再使用半結構性訪談以探討學校生活經驗對高中生目標感發展的影響。研究對象來自苗栗縣某公立高中，共針對446位學生（男生164人、女生282人）進行問卷填答，其中有20位學生（男女各半）並於相隔一年之後接受訪談。研究工具為青少年生活目標感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憂鬱情緒量表、學校生活經驗量表，以及青少年目標感訪談題目。量化分析結果如下：（1）目標定向型學生的生活滿意度、情緒適應、學校歸屬感、導師支持及同儕支持皆為最佳；（2）目標混淆型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學校歸屬感、導師支持及同儕支持皆為最低；（3）目標未定型學生之學校歸屬感僅高於目標混淆型，而憂鬱情緒則是在四種類型中偏高；（4）目標早閉型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和導師支持顯著高於目標未定型與目標混淆型，而憂鬱情緒亦顯著低於目標未定型與目標混淆型。質性分析歸納出高中生目標狀態類型變化的四種模式：（1）目標狀態類型維持高確認及高尋找程度；（2）目標狀態類型由低確認程度改變為高確認程度；（3）目標狀態類型由低尋找程度改變為高尋找程度；（4）目標狀態類型由較高的確認或尋找程度改變為較低的確認或尋找程度。本研究之重要研究貢獻為：（1）深入了解高中生目標感發展歷程，讓後續研究者以及實務現場的教師能更了解此時期學生的目標感發展狀態及不同變化模式之特色；（2）針對學校脈絡因素進行了解，並針對不同目標狀態類型的學生之輔導策略提出實務建議；（3）採用混合研究取向進行研究，透過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的相互佐證，增加對高中生目標感發展歷程的全面性了解。Item 成人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寂寞與憂鬱之關係:以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2011-09-??) 李靜如; 林邦傑; 修慧蘭本研究旨在以結構方程式模型探討成人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寂寞與憂鬱之間的關係。以國內805 位有戀愛經驗大學生為對象，分為兩組，一組用來刪題與發展模式;另一組用來驗證模式。在模式適配良好且穩定情況下，得到如下結論: 1 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會透過社交自我效能而間接影響寂寞，再間接影響憂鬱;2逃避依附會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間接影響社交自我效能，再透過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寂寞，再間接影響憂鬱; 3焦慮依附會直接影響憂鬱;4 焦慮依附會透過寂寞間接影響憂鬱;5焦慮依附對憂鬱的影響效果會大過逃避依附對憂鬱的影響效果;6困擾的自我揭露對寂寞不具直接影響力，困擾的自我揭露會透過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寂寞。Item 青少年知覺父母心理控制與心理憂鬱之縱貫性研究(2011) 莊怡婷; Yi-Ting Chuang青少年知覺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心理憂鬱的相關研究，國外學者已討論許多，累積的研究資料已顯示：子女長期處於父母這樣的心理控制下，易造成子女日後心理憂鬱的情緒產生（Barber & Harmon, 2002; Pettit et al., 2001）；且青少年負向的情緒表現與父母日後心理控制的互動下，更會使得青少年心理憂鬱發展的延續（Albrecht et al., 2007; Rogers et al., 2003）。 然而，在跨文化研究資料當中，甚少人從華人特有的教養去探討華人父母對子女的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心理憂鬱發展之關連為何。而故本研究目的是希望從華人特有的教養文化之角度，探討子女知覺父母的心理控制與子女心理憂鬱發展的關連。本研究資料取自CABLE資料庫1444位學生六年長期追蹤下來的縱貫性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與討論。本研究以潛在變項的方式來建構青少年知覺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心理憂鬱，並採用潛在成長模式（Latent growth model，LGM）探討此兩個變項個別變動的軌跡，以及兩者變動軌跡之間的關係。研究目的希望能夠瞭解四年級至九年級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其四至九年級知覺父母心理控制的發展情形，以及其四至九年級心理憂鬱的發展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從不同性別的青少年，青少年知覺父母的心理控制與青少年心理憂鬱之潛在成長模式的起始狀態對成長速率之影響，進而去檢視其中的「父母影響力」以及「孩童影響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男生在四年級時，其知覺父母心理控制分數較高的學生，會隨著時間的累積，其知覺父母心理控制下降的速率也較快。而青少年女生的部分則呈現相反的結果，其四年級知覺父母心理控制分數較高的學生，會隨著時間的累積，其知覺父母心理控制成長的速率也較慢。在心理憂鬱的部分，青少年女生在四年級時，其心理憂鬱分數較高的學生，會隨著時間的累積，其心理憂鬱成長的速率緩慢成長，而青少年男生部分則有不同的結果，其心理憂鬱的成長速率並無顯著的成長。 本研究結果發現，我們不但可以觀察到「父母影響力」，亦能觀察到「孩童影響力」此兩種交互影響的現象，但本研究男、女生的統計資料結果皆顯示，青少年在四年級知覺父母控制較能預測其日後心理憂鬱的發展，亦即「父母影響力」在此顯著高於「孩童影響力」。Item 高中職生解釋風格、認知調節策略、自我監控覺察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之關聯(2013) 陳昱潔; Yu-Chieh Chen國內以解釋風格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並不算少，但以高中職學生為探討對象的研究卻相對缺乏。此外，解釋風格與憂鬱之間的關聯已被證實，但其中是否仍存有可以改變此聯結的契機，鑒於此，本研究目的有四：一、探討解釋風格、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自我監控覺察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間的關聯；二、瞭解上述影響變項分別對於憂鬱與生活滿意度的預測力；三、探究解釋風格與認知調節策略以及認知調節策略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間可能有的組合特徵；四、探討認知情緒調節策略以及自我監控覺察在研究變項中的角色與影響。 本研究以大台南地區之公私立高中職學生共計758名為受試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每位參與者共填寫六份量表，包含基本資料、解釋風格量表、認知情緒調節策略量表、自我監控覺察量表、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表與生活滿意度量表。根據研究目的以獨立樣本t檢定、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典型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假設考驗。 結果發現：一、高中職生解釋風格傾向愈傾向正向事件穩定性，愈少傾向負向事件穩定性及負向事件普遍性者，會有較少的憂鬱症狀與較高的生活滿意度；二、高中職生使用較多適應性的正向認知策略如重新正向評估、重新關注正向事物與重新計劃等，較不容易產生憂鬱，反之，若使用較多不適應性的認知策略，如反芻、自我責備與責備他人則會有較高的憂鬱風險以及較低的生活滿意度。三、解釋風格與認知情緒調節策略以及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間具有典型組合特徵。四、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解釋風格與憂鬱及生活滿意度間具有中介效果。五、自我監控覺察在正向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憂鬱間具有調節效果。研究者也據此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及實務工作中可供介入與參考的重點。Item 大學生憂鬱情緒、自尊、污名化、自我揭露與求助態度之關係(2010) 王嘉琪; Wang Chia-Chi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憂鬱情緒」、「自尊」、「揭露預期效益」、「揭露預期風險」、「求助社會污名」、「求助自我污名」等求助內在知覺與「求助態度」之間的關係。並探討 (1)不同性別在各變項之間差異的情形 (2)各變項對「求助態度」分別具有預測力 (3)「自尊」在「憂鬱情緒」與求助內在知覺各變項是否扮演中介角色 (4) 求助內在知覺各變項在「自尊」與「求助態度」是否扮演中介角色 (5)不同性別在「憂鬱情緒」、「自尊」與求助內在知覺各變項對「求助態度」路徑的差異。 以東台灣與北台灣之公私立666位大學生為受測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工具包含自尊量表(SES)、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表(CES-D)、求助社會污名量表（SSRPH）、求助自我污名量表(SSOSH)、求助態度量表(ATSPPH-SF)與揭露預期量表(DES)等六部份。 研究結果如下：(1)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只在「揭露預期風險」、「揭露預期效益」、「求助態度」有顯著差異；在「自尊」、「憂鬱情緒」、「求助社會污名」、「求助自我污名」沒有顯著差異 (2)「憂鬱情緒」、「自尊」、「維持自我信心」、「減低自我感」與「揭露預期效益」對「求助態度」分別具有預測力 (3)「自尊」在「憂鬱情緒」與求助內在知覺的「揭露預期效益」、「揭露預期風險」、「求助自我污名化」扮演中介角色 (4) 求助內在知覺的「揭露預期效益」、「揭露預期風險」、「求助社會污名化」「求助自我污名化」在「自尊」與「求助態度」扮演中介角色 (5) 不同性別在「憂鬱情緒」、「自尊」與求助內在知覺的各變項對「求助態度」的影響路徑不同。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教育、輔導人員及未來研究者的參考。Item 已婚男性憂鬱症患者的人我關係與自我調適(2010) 鍾育紋; Un-Wen Chung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已婚男性憂鬱症患者在罹患憂鬱症過程中，對他患病原因的理解及面對罹患憂鬱症處境的方式、和他人的關係變化、以及協助從憂鬱症復原的因素能做進一步的瞭解。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研究者以半結構訪談大綱訪談三名被診斷為罹患憂鬱症（其中一名為重鬱症患者、兩名為低落性情感疾患）的已婚男性做為研究參與者，探究男性對自己在婚姻狀態下罹患憂鬱症的相關經驗描述，之後將十份訪談資料整理為逐字稿，再經由主題分析法詮釋循環的概念進行深入分析，最後得出以下四個共同的主題： 1.「憂鬱症肇因多，積累成病」：研究參與者認為促成自己罹患憂鬱症的原因是多元的，包含家庭、個人、文化對男性的形塑以及累積的壓力等方面的因素。 2.「罹病與求助，皆是挑戰」：對研究參與者來說，病中多重症狀加上對憂鬱症及向精神醫療系統求助的陌生與迴避下，使身心面臨更多不適；在後續就診的經驗中，也因憂鬱症有其不易醫治等特殊性，而對治療與病程均出現焦慮。 3.「家庭互動原不易，病中更逢困頓」：研究參與者和家人關係原本即處於界線模糊、衝突、疏離等不良互動；他們對個人的家庭角色之期許，因病症而無法充分表現時，會帶來更強烈的心理壓力。 4.「內外助力合作，憂鬱症狀漸平息」：由於親友、精神醫療系統等外在助力對研究參與者的協助，以及他們對人我關係的自我調適下，得以逐漸降低憂鬱症對其身心的影響程度。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做進一步的討論，並針對政府及政策、學校及社會教育、精神醫療系統與助人專業工作者、已婚男性憂鬱症患者及其親友等方面提出建言。最後則依據研究過程與結果，對未來之研究方向提出建議。Item 臺北市高職學生完美主義、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2009) 林美芳; LIN,MEI-FANG本研究旨在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完美主義、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差異情形，同時探討臺北市高職學生完美主義、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1,244 位臺北市高職一至三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以「多元完美主義量表」、「生活壓力量表」及「流行病學研究中心量表」為研究工具，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t 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主要結果如下： 一、不同年級與性別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完美主義之分析 1.不同年級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整體完美主義上有顯著差異，高職三年級學生的「他人取向完美主義」高於一年級學生，二年級學生的「他人取向完美主義」亦高於一年級學生。 2.不同性別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整體完美主義上有顯著差異，高職女學生的「自我取向完美主義」高於男學生。 二、不同年級與性別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生活壓力之分析 1.不同年級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整體生活壓力上有顯著差異，高職三年級學生的「自我方面生活壓力」高於一年級學生。 2.不同性別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整體生活壓力上有顯著差異，高職男學生的「學校方面生活壓力」和「異性交往生活壓力」高於女學生。 三、不同年級與性別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憂鬱傾向之分析 1.不同年級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整體憂鬱傾向上有顯著差異，高職三年級學生的憂鬱傾向高於一年級學生。 2.不同性別的臺北市高職學生，在整體憂鬱傾向上有顯著差異，高職女學生之憂鬱傾向高於高職男學生。 四、臺北市高職學生完美主義、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的關係 1.臺北市高職學生的完美主義與憂鬱傾向之間為正相關。「社會要求完美主義」與「自我要求完美主義」能有效預測其憂鬱傾向，預測力達13%。 2.臺北市高職學生的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間為正相關。「自我方面生活壓力」、「人際交友生活壓力」與「學校方面生活壓力」能有效預測其憂鬱傾向，預測力達37%。 3.臺北市高職學生的完美主義與生活壓力之間為正相關。「社會要求完美主義」、「自我要求完美主義」與「要求他人完美主義」能有效預測其生活壓力，預測力達13%。 4.臺北市高職學生之完美主義與生活壓力能有效聯合預測其憂鬱傾向，預測力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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