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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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與宗旨

本所成立於2008 年8 月，原為美術系中國美術史組、西洋美術史組，歷史悠久，後獨立成為藝術史研究所。創所目標旨在發展東、西方藝術史學術研究，培養具備專業知識、思辨能力、審美涵養、國際視野、推展藝術鑑賞，及關懷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藝術史學術專才。本所結合東、西方藝術史專長師資，厚植藝術史、視覺文化，以及藝術交流史之教學與研究，並拓展歐、亞國際學術交流與研究。

本所師資力求多元，除了外籍專任教師之外，亦不時聘請外籍講座教師、訪問學人於本所開課。並從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機構聘請研究員作為兼任師資，以求課程的多樣性和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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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nfrared Imaging of Van Eyck Group Panel Paintings
(2020) 陳映月; Sara Aroca
自1930年代以來，紅外成像已成為研究藝術品的重要工具。通過穿透繪畫的圖像層，不僅可以看到底稿，更能看見藝術家創作的過程與技術的使用。此項工具的使用被強調乃是因為技術的進步，如範·阿斯佩倫·德博爾（Van Asperen de Boer）於1966年所推出的「紅外反射成像」，以及自1975年來的專題研討會，如「繪畫中的基礎繪畫與技術」（Le dessin sous-jacent et la technologie dans la peinture），為與該主題相關的研究提供了發表和出版的空間。這類型的技術已被不同的學者應用在對幾位藝術家的研究中，特別是在關於佈局更改（pentimenti）、繪畫風格和歸因的議題上。舉例來說，我們找到的案例如聖母與羅琳大臣（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Chancellor Nicolas Rolin），該作品中的紅外成像技術可以直觀顯示揚·範·埃克（Jan van Eyck）所做的諸多改變，其中在圖像層與底稿中最顯著的發現便是在底稿上懸掛在大臣皮帶上的錢包，卻在畫作呈現的舞台上杳無蹤跡。這些類型的元素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藝術家的作品和使用技術的過程。儘管它是如此重要，目前卻尚未有人發表關於紅外成像的詳盡歷史記載。透過此項技術研究得最多的藝術家非揚·范·艾克（Jan van Eyck）莫屬，然而與他有關的大多數作品都被單獨或分成小組進行對待，導致對他的創作和技術過程缺乏更完整的視野，其中包括諸如他工作室的存在或哥哥休伯特·范·艾克（Hubert van Eyck）的干預等因素。本文分析了紅外成像技術在藝術品研究中的應用，重點研究了范·艾克集團的情況，其中包括對屬於該集團的30幅作品進行系統性分析，並識別每幅作品中的底稿，佈局更改和添加繪畫技術等特徵，主要目的是對於不同作品之間的變化或一致性水平提供一個概觀。
Allegory of Sight: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in Majewski’s The Mill and The Cross
(2019) 王樂雅; Wang, Lo-Ya
由波蘭導演利亞˙馬耶斯基(Lech Majewski)所指導的電影 The Mill and The Cross《驚艷布魯哲爾》(2011)改編自藝術評論家(Michael Francis Gibson)所撰寫關於北方文藝復興藝術家布魯哲爾畫作 The Way to Calvary《前往骷髏地的行列》(1564)的研究。導演利亞˙馬耶斯基致力於使用不同媒材創造出新的視覺語彙，尤其是繪畫與電影。像是導演早期的電影 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 (2004), 《驚艷布魯哲爾》同樣致力於融合繪畫與電影的語言，並嘗試發展圖像中敘事元素，重新賦予繪畫新的生命。有鑒於此，此篇論文將關注解讀導演的視覺敘事手法，分析影像強調表現繪畫《前往骷髏地的行列》多焦點的結構以及藉由人物肢體動作、表情及眼神展開敘述的方式。首先，本論文試圖以分析藝術史脈絡中觀看者主題的角度去理解此電影，因劇中角色對於如何展開新敘事或交織多層次與豐富的故事內涵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許多學者先前亦曾注意到人物的安排在電影敘事發展中的重要性，但並沒有進一步將其置於觀看者的傳統脈絡中討論，再者，也沒有分析電影中人物與場景、鏡頭運動對於觀賞者的引導作用。在接下來章節中，筆者嘗試將電影的主題與觀看者的傳統結合，探討作品中不同型態的觀看者、影像中多重景框所營造的對話與觀者的互動。最後筆者也將嘗試理解導演如何選擇不同圖像中的視覺語言以及象徵來建構一個不論是架構還是意義，都不斷在變動的系統，遊離在所謂的大數據與傳統線性敘事中狀態中。另外，藉由疏理電影中圖像與母題的選擇與詮釋，將進而追溯回圖像淵源以及其背後的意涵。
An Artist Witnessing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Testimony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in the Works of Jan Komski
(2016) 章卡倫; Insignares, Karen
1940年至1945間，納粹集中營與猶太區藝術家之作品，以及特別是戰後數十年間集中營倖存者所創作之作品，其背後之歷史主體相當複雜，迄今仍未受多數藝術史研究者之注意。本文將初步嘗試研究與分析揚‧科姆斯基（Jan Komski）之作品；該藝術家是經歷五座集中營之倖存者，於1940年代至1990年代間創作超過兩百件繪畫作品，二戰期間更有描繪奧斯威辛（Auschwitz）與其他集中營之水彩畫和油畫，而該藝術家相對較不有名。本研究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為對科姆斯基描繪三類場景的作品進行分析：奧斯威辛集中營中倒吊之酷刑、絞刑台處決和「死亡之牆」之槍決；其二為探討妨礙科姆斯基與其他倖存者之藝術作品為人所接受的三個問題：「善忘的記憶」、「令人生厭之美」以及合法性。作者希望藉由研究揚‧科姆斯基之作品與思考這些問題，試圖釐清如何可能的理解，在納粹集中營之受難藝術家所描繪的圖像中，親身見證與藝術表現之間的張力。
Auf welsche Manier: The Reception of Italian Architecture at the Neue Bau in Augsburg (1614)
(2015) 盧履彥; LU, LU-YEN
位於德國南部奧克斯堡（Augsburg）的Neuer Bau（1614）為見證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轉化至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的經典代表建築。在建築形式尚為晚期哥德式風格主宰的奧克斯堡當地，Neuer Bau的設計更具展現歐洲南北藝術交流意義。這棟座落於奧克斯堡培爾拉赫廣場（Perlachplatz）的文藝復興城市宅邸式建築（city palace），為德國文藝復興建築師Elias Holl（1573–1646）所興建。Holl不僅為奧克斯堡的首席城市規畫建築師，更以其興建、宏偉壯觀的奧克斯堡市政廳建築（City Hall，1615–1620）而名留於西方建築史中。雖然該建築坐落於奧克斯堡市中心精華地帶，但該建築迄今尚未以專論方式研究之。本篇論文即以該棟建築為研究主體，嘗試由建築史、立面設計及義大利十六世紀建築形式之影響等觀點進行首次深入探討。本篇論文由下列三部分組成：第一部份聚焦奧克斯堡與義大利間文化交流歷史背景之探索並重建建築師Holl領受義大利文藝復興建築之方式：1600冬季進行之威尼斯之旅及其對義大利建築理論之研究。如同與Holl同時代的英國建築師Inigo Jones（1573–1646）二度赴義大利研究文藝復興藝術（1598–1603；1613–14）一般，在義大利當地進行實地建築研究已成為十六世紀阿爾卑斯山以北文藝復興建築師重要學習過程。而Holl威尼斯學習之旅的重要性及其對Neuer Bau造型影響將於此詳細探討。第二部份將以歷史回顧為主，檢視Neuer Bau興建起因、各時期建築變更及建物主體之損失。鑒於二次大戰後對Neuer Bau所進行之改變性重建工作影響現今觀者對該建築外觀形體之領受，此結構性改變對整體建築形式之影響亦將於本章進行探討。第三部份以Neuer Bau立面設計及柱式系統進行分析並重新檢視十六世紀義大利代表性城市宅邸建築對本棟建築立面設計之影響。而Bramante位於羅馬的Palazzo Caprini（約1510）、威尼斯市中心及建築師Michele Sanmicheli（1484– 1559）、Jacopo Sansovino（1486–1570）、Andrea Palladio（1508–80）設計之城市宅邸建築更為檢視重點。同時藉由對Serlio建築理論（Venice 1584）文本內容研究，建構文藝復興建築理論對Neuer Bau立面設計之影響。另外，並將由文藝復興時期市政廣場規劃及奧克斯堡十七世紀初市中心廣場總體整建角度，檢視對Neuer Bau設計、柱式採用之影響及在Perlachplatz周遭建築環境中代表之意義。
Building National Taiwan Museum (1915)- Perspectives on the Wes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2020) 黃耀儀; Huang, Yao-Yi
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唯一不僅保留了其原本歷史主義形式的建物，而且繼續履行其最初展覽館功能的日治時期官方建築。為了紀念日本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Gentarō Kodama，1852–1906年）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Shinpei Gotō，1857–1929年）任內對臺灣的貢獻，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北於1915年建造了這座當時名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建築。開館時其功能為一自然史博物館，收藏並展示臺灣的自然歷史文物。而博物館所在地點，通過直視軸（今館前路）與當時的臺北火車站相連，兩者都是20世紀初台北市區結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標。這座對稱的博物館建築展現了歷史主義風格的融合，中央由一個方形空間和圓頂組成，連接的兩個側翼，底端各有一個方形的樓閣，顯然受到了西方建築模型的影響。博物館的代表性地點及其新古典主義的外觀表明了日本殖民政府試圖通過建造這樣的建築物，向世界展示進步文明的形象，而使其在臺灣的殖民政權合法化。然而，儘管具有如此的歷史價值，在文獻上對臺博館建築物的形式和結構仍未進行實質性的分析；也缺乏其源自西方建築具體來源的深入研究。為了能更好地理解建築物的結構並尋查可能影響其最終形式的來源，本論文將首先闡明臺博館的歷史背景，而這意味著要對當時的歷史文獻進行分析。在此一過程中，尤其將特別注意博物館建築設計師野村一郎（Ichirō Nomura，1868–1942）在1910年前往歐美，尤其是倫敦和紐約，的旅程中，可能看到過哪些建築物而成為影響臺博館建築設計的參考原型。最後，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在博物館內紀念兩位高官和其背後所隱含的英雄崇拜之面向也將納入討論；而博物館作為紀念館的起源將受到詳細的檢視。
Hans Memling’s Tanners’ Altarpiece Iconography, Pictorial Space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2016) 涂景柏; TU, ELMER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早期尼德蘭畫家Hans Memling（c. 1435–1490）作品中一種特有的祭壇畫。單屏的長方形尺幅上面有一系列有連續性之二十五個敘事故事被描繪統整在同一圖畫空間內。在Memling的所有作品中，有兩件相近此構圖類型的作品皆是祭壇畫。其中一件為1470年左右的作品，主題為耶穌基督受難，目前展示於義大利杜林市Galleria Sabauda美術館；另一件是1480年的作品，題名Seven Joys of the Virgin，描繪了聖母和耶穌基督的一生與三王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為主題的傳奇故事，目前展示在德國慕尼黑Alte Pinakothek（老繪畫美術館）。在1970年代，德國藝術史學家Ehrenfried Kluckert以德文「Simultanbild」指稱這典型的祭壇畫，學者對此類作品仍沿用這個名稱。本論文以研究作品Seven Joys of the Virgin為主軸，分析藝術家如何在作品中呈現其敘事模式，以期許更加了解這類作品在Hans Memling創作中的藝術成就。此件作品利用鳥瞰式的高視角，將基督教信仰中的聖經故事呈現、鋪陳在全景式的圖畫空間，故事人物的互動從近景到遠景皆有安排，建築物旁、山坡地間、村子裡、城市中、海水邊，比較不像是神聖化的宗教圖像，反而像是真實世界裡的風景和人物。這個作品最初受到身兼布魯日市府參事的皮革馬具商人Pieter Bultinc 委託，於1480年完成，陳列在布魯日聖母教堂內皮革馬具商人工會禮拜堂之祭壇供奉。近期學術研究將此祭壇畫與教堂內敬拜禮儀和中世紀晚期法蘭德斯地區重要慶典日裡的基督聖儀相作連結，並進一步指出這件祭壇畫與十五世紀一些重要的信仰讀本有關。例如當時廣泛流通由Ludolph of Saxony 所撰寫的Vita Christi (Life of Christ)，這類相關讀本主張從個人開始直接祈禱，並影響力行朝聖的重要性。而Memling的這件作品便存在一種精神上想像性質的朝拜功能，信仰者在祭壇畫前依循所描繪的故事祈禱，拜訪了各個聖經事件和場景，有如感同身受的到遠方聖地完成朝聖的實踐。可是以上這些研究多以探討作品的類型和功能為主，尚未見得針對作品裡個別圖像和場景之研究。論文將以這點出發，專注於作品裡特定故事和場景進行研究。在作品最前景的中間位置，三王朝拜聖母與子的場景尤其顯著，描繪面積也占相當比例，似乎有一種「特別的」重要性？此外Hans Memling有兩幅更早的三連屏祭壇畫同樣以三王朝拜聖母與子當作主題；本文將檢視兩件稍早的作品與本研究主軸作品在相同主題描繪上如何挪用、轉換，並分析其中差異。另外針對Hans Memling作品中三王朝拜主題的構圖，有學者指出此乃Memling曾停留布魯塞爾重要畫家Rogier van der Weyden工作室的見習證明。本文將會針對此課題進行檢視研究。此外，接續內容將會與德國科隆Stephan Lochner三王朝拜聖母與子的祭壇畫相連；此故事主題乃德國科隆大教堂的信仰核心，於西元1440年代，教堂裡Stephan Lochner的祭壇畫被科隆當地最有權力的市政組織The City Council of Cologne恭奉在該組織之禮拜堂內，該作品同樣描繪三王朝拜聖母與子的主題圖像，而Rogier van der Weyden 與Hans Memling 的作品也採用了如同該作品的中央對稱構圖。最後本研究同時將會探討作品，從Hans Memling於畫作中如何鋪陳、描繪敘事主題內容裡的種種細節在畫面中、以及這些細節如何對觀者傳達敘事內容，以至於如此敘事方式對觀者而言將達成什麼樣的效果與閱讀理解。進一步藉由探討畫面中物件細節的描繪，一方面期望更深入的理解這樣作品在基督教信仰中的意義；另一方面則呼應稍早的學術研究成果，以理解Hans Memling的此件作品，在世俗商業工會的禮拜堂禮祭壇上，如何達成其藝術贊助主的需求，與其所衍生的藝術和信仰功能。
High Tension: Aestheticizing Drama in Sir William Quiller Orchardson’s The First Cloud
(2017) 曹詠晴; Tsao, Yung-Ching
在 1887 年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展覽中，蘇格蘭畫家威廉・奎勒・奧查森爵士(Sir William Quiller Orchardson, 1832-1910)展出名為「第一朵雲」(The First Cloud) 的類型畫。這幅作品和畫家早前描繪婚姻主題的情境類似，因此當時觀眾及後世推論，這幅畫是 1883 年「權宜婚姻」(Mariage de Convenance)與 1886 年「權宜婚姻之後」(Mariage de Convenance-After!)系列作品的延續。然而，畫家並未表明此畫為權宜婚姻系列的第三張作品。由標題得知，畫家意圖以曖昧的敘事手法呈現上層階級兩性之間的婚姻問題。面對疑點重重的「第一朵雲」，綜合蒐集到的既有文獻，本篇論文旨在探究畫面中「劍拔弩張」的成因，試圖從保守與創新、敘事及非敘事的矛盾中著手研究這幅代表英國十九世紀後期時代精神的作品。全文主要分三個面向進行探討。第一章討論作品的敘事手法及歷史脈絡，欲勾勒出畫面的具體內容，並以此說明「第一朵雲」何以受到英國傳統敘事畫的影響，卻仍為觀眾留下未解之謎。其次，第二章探討作品的美學訴求。除了畫面中傳達緘默無語的緊張局勢，畫家透過隱藏在副標題的詩句營造無聲的氛圍，更搭配畫面的留白空間、和諧的色調與審慎的構圖來強化這對男女的疏離感。此外，畫面中的白衣女子亦揭示了畫家的唯美傾向。最後，第三章討論人物與室內環境的關係。當室內空間成為觀眾想像與自我投射的主要場域時，畫面即同時容納可見的現實與隱藏的情緒，成為心理劇場的最佳寫照。本研究試圖解釋與定義「第一朵雲」為獨特與具有影響力的時代經典，畫家藉由畫面中完美的構圖呈現，暗喻英國十九世紀末的社會問題與衝突現象。
The Narrative of John Tenniel's Illustrations to Alice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2018) 張泰明; Chang, Tai-Ming
如今，每當我們提起《艾莉絲夢遊仙境》，大部分的讀者可能立刻想到故事的作者路易斯．卡洛 (1832–98)，而不是它的插畫者約翰．坦尼爾 (1820–1914)。然而，在1865年這本書初次出版發行的時候，情況正好相反。那會兒，正是拜這位在當時已經相當知名的卡通畫家——約翰．坦尼爾所賜，才得以為這本書招來眾多書評家們幾近一致的好評，連帶地也提昇了作者名聲。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裡。為數眾多的插畫家為這本書所創作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插畫，冒出來後又消失，只有約翰．坦尼爾的版本未曾從市場中絕跡。如果我們說《艾莉絲夢遊仙境》的故事本身是個經典，事實上它也早已經是了，那麼，約翰．坦尼爾為它所做的插畫便是個傳奇。為了揭露坦尼爾的插畫傳奇，我將著重關注它們的敘事層面。那是一個在約翰．坦尼爾的插畫研究方面，即便稱不上完全被人遺忘，也算是素來遭到冷落的面向。考慮到坦尼爾的插畫長期在該領域所擁有的知名度，這個研究面向的缺失不免讓人驚訝。我的分析將從三個相互關連且能反應書籍插畫敘事性的面向著手，包括：版面構成（版面設計）、場景建構、以及敘事視角。這篇論文的目標可以概括為下面幾點：首先，在於展示「敘事方法研究」在分析約翰．坦尼爾的插畫，以獲取一個更為精當與深入解讀方面，發揮其莫大的用處；其次，在於呈現約翰．坦尼爾如何地為故事正文建構圖像敘事，亦即，他對故事的個人闡釋，以及對圖文的精采整合；最後，揭示約翰．坦尼爾插畫對於全書故事敘說發揮了何種程度的貢獻。
Whose Cultural Identity? Michael Graves’ Architectural Collage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at Taitung
(2019) 張純純; Chang, Chun-chun
位於臺東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個致力於臺灣史前研究的博物館，此外，博物館研究領域還涉及臺灣原住民與南島文化。此建案為紐約建築師麥可·葛瑞夫（1934–2015）與臺灣建築師沈祖海（1926–2005）的跨界合作。博物館建築工程於1997年至2001年期間進行，2002年開始正式營運。以保存與展示鄰近卑南遺址所發掘的歷史文物為出發點，設立臺灣史前史和自然史為主題的博物館，並將卑南遺址挖掘現場改為文化遺址公園。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建築概念是多樣化的結構和空間的複合體，博物館的設計顯示出建築師如何借鑒了各種早期作品中使用的建築語彙，以及材料和色彩的變化勾勒後現代建築，正如麥可·葛瑞夫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許多建案中的作法。關於史前館建築表達的象徵意義，尚有許多參考文獻未得到釐清與足夠的檢視。在史前館建築群以目前的形式完成之前，博物館籌備處最初對在臺東設立大型史前博物館的計畫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展開了一段複雜的規劃過程。在葛瑞夫贏得史前館建案的競圖後，設計圖幾經修改。但到目前為止，這些面向都被忽視了。這篇碩士論文的目的是在已出版和未發表的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盡可能精確地重建臺東國立史前史博物館的複雜歷史。再者，博物館的特色將被更深入分析，並與歐洲的後現代博物館比較，以便更深入地了解麥可·葛瑞夫對臺東史前館的想法。最後，葛瑞夫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博物館規劃的目標也會被審視。
一個未決的概念：快照的誕生、發展與定義
(2013) 劉玉雲; Liu, Yu- Yun
今日關於日常生活的照片和影像非常普及。數位相片以及照相手機的出現等，已經使一般大眾所拍攝的快照(Snapshot)成為攝影中一種重要的美學類型。快照的流行，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近十年中，出現大量的針對此議題的研究和展覽。更早之前，根據藝術攝影的標準，因為快照缺乏藝術性表現和創造力，所以在攝影史的發展裡不被視作一項重要的類型。但是，快照也時常被指稱做另一種掌握瞬間時刻的攝影，例如拍下跳起的運動員，或是災難發生時的重要瞬間，且可能不是由業餘者所拍攝。人們是如此地經常使用快照一詞，但是經常忽略事實上這個詞彙存在著不明確與含糊的多種用法。因此有必要重新著手關於快照的根本矛盾。原先，快照一詞是指狩獵時的快速隨意射擊，爾後是John Herschel 在1860年用來描述快速曝光下拍得的照片。快照攝影的希冀之一，便是將連續動作解構成一張張的靜止照片。不過，另外一種依使用者定義下的快照，卻未必強調在照片中提供任何的凝止動態。本研究將討論快照的演變，且將檢視不同定義下產生的快照圖像表現，以釐清這個普及使用卻充滿矛盾的詞彙。第一章：快照的誕生和演變，將首先探討快照的歷史背景和演變，尤其是參與轉變過程的使用者與其態度。我也會檢視Herschel的意圖、他的科學背景，與其發明視覺器械的目的。本章的另一部分，將會討論這個詞語的不同用法。當柯達公司1888年起提供的嶄新相機與服務，使得攝影從專業與科學轉變到一群幾乎不知道任何攝影科技的業餘者(amateur)手中。第二章：在專業攝影中的瞬間性與射擊/拍照(shooting)，將會討論快照是如何運用在戰爭攝影與狗仔隊(paparazzi)照片中。因為這兩種攝影類型，都意圖捕捉連續性的事件，且急速凍結在一張照片裡。而且這兩類攝影者，不懈地追逐可能有版面價值的照片，毫不遲疑地瞄準目標，也都體現了攝影作為一種射擊的隱喻。第三章：快照的公式，聚焦於業餘者的快照格式，尤其是因為缺少技巧而意外造成的錯誤。而專業攝影師如Nan Goldin和Larry Sultan的作品也會受到關注，以便觀察他們作品裡和快照、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與美學表現。
中軸空間意象在台灣高等教育校園內的營造：戰後大學校園範型的形塑
(2015) 楊麗英; Yang, Li-Ying
台大校園的「現代巴洛克」設計出自於日人對殖民地大學的想像，而東海大學的「現代中國」設計是現代主義設計者賦予在台大學的理想形象，兩座校園的原型皆涵納了多重的意義，但是它們於台灣深根時歷經整合，過程中卻逐漸顯現出「共相」，探索牽動這個共相的發展因素為何？即是本論文的意旨。何以戰後大學校園內軸線的發展會轉向中軸配置的空間模式，甚至還嫁接於隨黨國政權登台的「中國新古典空間模式」？這影響軸線配置規畫的意識是值得關注的，其中牽涉美式布雜、中國建築文藝復興等議題，它們在台灣發酵時皆與日人植入的現代教育空間產生交流，並進一步的轉化了五零年代現代主義機能型空間模式的思維。文中藉由戰後諸多大學校園成長的變動來觀察，發現校園內軸線的轉化將建築文化的雜揉情形表彰無遺，其中維吉尼亞大學空間範型的詮釋扮演極有效的角色，也將潛藏於意識形態的漢文化中軸思想顯示出來，同時也開啟了台灣的大學校園空間範型生產的機會
乾隆宮廷畫琺瑯「母子圖」研究
(2015) 范栴綾; Fan, Jhan-Ling
清代乾隆皇帝統治前十年（1736－1746），積極推動宮廷作坊發展琺瑯複合工藝，在金屬胎琺瑯器上鑲嵌小型琺瑯畫片，或直接用琺瑯顏料在銅、瓷、玻璃胎等器上施彩，而將人物圖像引入畫琺瑯是乾隆劃時代之創舉，以「母子圖」數量最多、樣式最為豐富。這批皇帝所持有的宮中用器，多數配匣入乾清宮典藏或陳設於特定宮室，顯示其不凡地位與意義。乾隆宮廷畫琺瑯「母子圖」展現異於傳統釉上彩紋飾系統的全新面貌，圖畫化特質顯著，囊括中、西方人物類型與風格。本文首先從繪畫史切入，探索其於中國傳統圖像脈絡中所繼承的形式與內涵。其次，就清宮製作機構、畫家、西洋實物等客觀因素看畫琺瑯「母子圖」形成之背景，藉由爬梳清宮檔案，整理出兩類母子圖的演變過程。乾隆皇帝個人文化理念、對女性家庭角色與皇子家庭教育之重視應是母子題材興起的主因。至於畫琺瑯「母子圖」中的西洋元素、創新模式則可溯及歐洲母子繪畫之內容，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的「聖母子」圖像、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母子人物油畫，皆深刻影響了乾隆的審美品味，清宮畫琺瑯多援引西法。然而，乾隆在面對清室祖宗嚴訓、他本人又厲行禁教的情況下，如何看待、允許西洋母子形象並以何種方式積極轉化之，絕非一味模仿。飾有母子主題圖像的畫琺瑯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本篇研究提供不同角度理解清宮畫琺瑯工藝的裝飾題材，乾隆將母子圖像轉移至立體器物表面，使中、西母子形象兼容並蓄，在皇帝私有的家庭空間內，畫琺瑯器肩負著新的承載任務與功能，另一方面，其所創新的漢裝母子主題迴響西方世界，實際上確立了代表中國文化意象的母子圖。
乾隆朝《大閱圖》相關圖像之研究
(2019) 林豔均; Lin, Yan-Jun
本論文以乾隆朝（1735-1796）清宮製做的大閱圖像為中心，試圖描繪出乾隆如何以大閱圖像來建立其帝國形象。清代皇帝十分重視大閱禮的舉行，在關外時期就有大閱的記錄。但是製作與大閱相關的圖像卻是在乾隆時期才被大量製作，其中包含一套四卷《大閱圖》卷、兩件絹本《乾隆皇帝大閱圖》軸、一件油畫本《弘曆騎馬像》，以及由皇室宗親弘旿製作的《閱武樓閱圖》與大臣製作並上呈的《南巡盛典》中的〈閱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閱圖像製作的同時，鹵簿圖像的繪製也是在同一時期被製作，如《大駕鹵簿圖》卷。有趣的是，由乾隆皇帝主導製作的《大閱圖》卷，有很大一部分圖示來源是參考自歷代的鹵簿圖像─即強調展示與陳列的特性。本文即以這批描繪大閱相關的圖像，梳理其圖像製作與脈絡，以及乾隆皇帝所要展示的帝國武功形象。
二十世紀前期海派畫風的新變—陶冷月繪畫研究
(2017) 林家聿; Lin, Chia-Yu
海上畫派的新變趨勢始於十九世紀中期，初以花鳥題材為主軸，至二十世紀前期開始回溯山水題材，在當時復興山水畫的理念下，企求汲取外來文化以跳脫清末以來稱之為正統山水畫的四王風格。當時提倡改革的思想家有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魯迅（1881-1936）與蔡元培（1868-1940）等人，主張融匯中西的美學思想，在此一社會氣氛之下，促使許多畫家們紛至歐洲或日本學習西洋繪畫與日本畫。陶冷月為二十世紀初期，上海畫壇嘗試改革傳統山水畫風的畫家之一。他並未如大部分的畫家們一樣旅外學習，而是留在中國潛心鑽研中國傳統繪畫，過程中習得的不僅是傳統繪畫的皴法與構圖佈局的經營，更為重要的是汲取了中國傳統的文人精神。在陶冷月的畫風裡，可以看到對中國傳統圖式的援引，以及傳統漢學的學養。他不僅透過詩與畫的結合，傳達了其創作的精神與思想，也積極汲取了西方與日本繪畫的營養，開創出獨特的新畫風。筆者透過分析陶冷月的作品，探討其新變的畫風，發現陶氏作品與日本「狩野派」、「圓山派」、「秋田蘭畫」、「琳派」與「浮世繪」的圖繪關係，以及與西方「寫實主義」與「印象派」的關聯。筆者並進一步論述並分析陶氏受到日本圖繪的結構與元素，以及西方繪畫的概念與技法的影響。在此一基礎之上，陶冷月進而將之融入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與書法，形塑了其不同於傳統畫風的新風格。
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版畫研究
(2019) 黃馨平; Huang, Hsin-Ping
《三遂平妖傳》是明代第一篇神魔小說，有二十回本與後來馮夢龍增補而成的四十回兩種系統。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是目前最早的一個版本，由羅貫中所著，王慎修編纂，劉希賢刻圖，不僅劇情光怪陸離、跌宕起伏，還擁有三十張風格特別的精美插圖因而受到關注，被認為融合了杭州版畫與金陵版畫兩地特色。本論文便是以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為研究對象，以各種面向去切入，圍繞作品來討論版本問題、編輯製作的過程、出版狀況、圖文關係以及風格溯源，希望能夠重新檢視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在明代版畫史裡的位置。為了理解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的製作，處理出版的問題，從分析敘文出發，確立訂年、版本與製作地點、製作出版過程等。在馮夢龍出版的四十回天許齋本、墨憨齋本的插圖中，會發現許多構圖被沿用的現象，比較三種版本的插圖彼此之間承襲關係，更能凸顯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的編輯特色，也觀察從萬曆到天啟、崇禎年間小說選圖喜好的轉變。對於插圖風格的來源，須先釐清補刻的問題與刻工的影響，再處理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風格的來源，比較同時期的杭州版畫與金陵版畫，討論是否融合了兩地風格。聯繫自南宋以來杭州地區優秀的繪畫傳統，到明代繼承了畫院風格，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版畫帶有強烈的繪畫元素，也進而影響後來的杭州版畫，「繪畫性」成為風格討論的重要元素。二十回本《三遂平妖傳》作為杭州版畫裡萬曆前期的作品，不僅代表徽派流行前的杭州本土風格，也藉由個案的研究，對杭州區域風格的樣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關鍵字：杭州版畫、武林版畫、金陵版畫、區域風格、三遂平妖傳、王慎修、劉希賢
以丹青寓吉凶—《天竺靈籤》圖文關係與圖像解讀
(2018) 劉家銘; Liu, Chia-Ming
南宋本《天竺靈籤》因為較早的成書年代、圖文並茂的內容以及書本形式的裝幀，受到世人注意。為了理解這件作品在美術史中的位置，本文嘗試以各種面向切入《天竺靈籤》的討論，包含版本、內容來源、圖像風格與圖像義涵。過去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南宋本，對於其他版本或是版本之間的關聯則較少討論。因此，第一章連結了《天竺靈籤》的各種版本，試圖觸及此研究課題內的各種版本，包含較為人知的南宋本、近年陸續有圖版釋出的洪武本，以及日本學界熟知且公認來自《天竺靈籤》的《元三大師百籤》。《天竺靈籤》使用了圖文並呈的形式，而非現今常見的僅以文字呈現的詩籤。經檢索宋代算命的研究資料以及相關史料，可以確認始自北宋中期一種名為「軌革卦影」的算命術，在內容與形式上應該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天竺靈籤》。透過比對兩者的圖、文內容，可以確認《天竺靈籤》汲取了部分「軌革卦影」術使用圖像來表現算命結果的形式。對於《天竺靈籤》版畫的研究，可分為對籤圖的風格、題材或圖像涵義的討論。第三章從籤圖的風格和題材出發，發掘當中來自南宋繪畫的風格與題材，用以框圍《天竺靈籤》製作的時、地。進一步，鎖定刊刻洪武本的書坊，尋找此書坊活動的時期以此推敲南宋本《天竺靈籤》的出版者。最後，回到學界討論最多的，對於《天竺靈籤》圖像涵義的詮釋。除了解釋單一圖像的涵義之外，本文將《天竺靈籤》圖像常見的變化方式分類，歸納出畫面中圖像組合與構圖的邏輯。《天竺靈籤》使用象徵性圖像的作法不僅在後世被繼續沿用，各種圖像也是南宋視覺文化的呈現。
以新竹市東門圓環廣場為例—論日治時期東門城樓與現代化空間之結合
(2021) 賴奕儒; Lai, Yi-Ju
本論文透過城市建設歷史或發展史演變的研究角度，釐清清代光緒時期淡水廳建磚石城的背景脈絡，從城牆與城門的擇定、選址，再經歷舊市街商業活動的興衰和聚落型態演變等因素形成的清末城市佈局。統治政權轉移後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城市發展的大方向由封閉轉變為開放，透過市區改正計畫的施行，使新興市區崛起和城市重心轉移。強調東城門在城市空間中的角色轉換，從清代的城市出入口到日治時期的城市地標。傳統閩式城樓建築結合現代化圓環道路系統設計，構成城市規劃中有效的空間運用，兼具交通樞紐與城市地標的身份，成為市民集體記憶中的在地認同。
元青花蓮池水禽紋研究
(2016) 黃晟菲; Huang, Sheng-Fei
本論文意在研究元青花瓷蓮池水禽紋的紋飾源流、意涵與風格。元代青花瓷裝飾華麗，布局主、輔有序，清新淡雅的蓮池水禽紋獨具一格。而蓮池水禽紋的源流悠長，由紋飾演變來看，唐代盛行的花鳥紋飾可見蓮花水禽組合，以降至宋代，蓮池水禽紋的樣貌漸趨完備；而內在意涵由佛教的「蓮花生化」之外，也逐漸被用以祝福夫婦和美、仕途順遂的吉祥寓意。蓮池水禽紋為元青花瓷之上令人為之一亮的主紋，透過分析蓮池水禽紋在青花瓷上的裝飾佈局與筆繪風格，理解青花瓷紋飾的規律與原則，提供元青花紋飾研究一個新的切入點與方法。本論文的研究方法，除了採用彙整歷史文獻、前人研究進行歷史脈絡的梳理與風格分析，並且蒐集公、私立博物館出版圖錄中元青花樣本，進行器型與紋飾的系統分析，建立一個較為客觀的原則。
克里斯多福‧諾蘭《記憶拼圖》(2000)之心智圖與分鏡圖敘事元素
(2015) 陳紀吟; CHEN, CHI-YIN
本文主要探討英國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執導的電影作品《記憶拼圖》(Memento)〈2000〉。諾蘭是現今公認深具影響力的電影導演之一，其首部執導作品《跟蹤》(Following)〈1998〉推出即受到多方矚目和推崇。由於諾蘭擅長營造「非線性」的敘事形式，推翻觀眾習以為常的視覺經驗，使觀者產生疑問和好奇，驅使觀者探究其作品內容。《記憶拼圖》被歸類為「新黑色電影」 (neo-noir)，以復仇為故事主軸。主角藍納‧薛比 (Leonard Shelby)〈蓋‧皮爾斯主演〉(Guy Pearce)失去儲存短暫性記憶的能力，因此利用拍立得「相片」和「紋身」調查妻子的謀殺案，並成為影響故事發展的重要關鍵。本文將深入探討上述兩大主題，分析導演如何以這兩種媒介敘述本故事。本文第一章以導演諾蘭利用「相片」敘述故事為研究主軸。本部電影的敘述結構以兩條時間軸發展，觀者彷彿身入其境，體驗主角因記憶問題造成的混亂感。除此之外，導演利用相片引導觀眾挖掘故事的不同面向，遂成為另一條敘述主軸。主角利用拼貼相片的方式，協助他調查妻子的謀殺案，其過程類似「心智圖」的記憶方式，及「分鏡圖」的敘事元素將於本章深入探討。本章最後對於相片本質的真偽提出疑問，相片雖協助主角揭發謀殺「真相」，卻也令故事發展陷入膠著。第二章探討導演如何利用另一種媒介—「紋身」敘述本故事。主角身上的「紋身」除了輔助其記憶問題與調查案情，也成為主角編織故事的方式之一。首先藉由分析主角身上最顯著的兩個紋身，探討導演諾蘭藉此營造故事的不明確感。綜觀來說，「紋身」一詞常被賦予離經叛道之特性，或在歷史、部落、大眾文化中，視為裝飾性的圖紋，因此「紋身」的本質是模糊且不明確的。這樣的特性也反應在主角自身，每個「紋身」敘述不同的故事及意義，因此無法明確瞭解主角「真正」的目的和動機。導演諾蘭利用「相片」和「紋身」兩種媒介，以及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創造《記憶拼圖》不同以往的觀看方式。
兩宋金銀器人物故事圖像之研究
(2019) 朱佑霖; Chu, Yu-Lin
兩宋時期城市興起帶起手工業的繁榮，使用金銀器不再是貴族專屬，市場上流通著大量的金銀器，其中以素面無紋的實用饌器為主。若說唐代金銀器是富麗堂皇，那宋代的風格便是典雅樸素，但少數飾有精美人物故事圖金銀器的出土，讓我們一窺宋代金銀器在工藝高度與奢華程度上不輸唐代的一面。過往研究多認為兩宋金銀器上的人物故事圖像，多取用宋代繪畫圖像。實際上，宋代金銀器上的人物故事圖不僅與宋代繪畫關係密切，亦與其他物質圖像互動頻繁。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促進了各類文學的蓬勃發展，同時以文學作品為主題的圖像應運而生，並且為各種物質媒材所使用。其中，金銀器的稀珍與高貴屬性，很好地說明了刻畫在其上的人物故事裝飾圖像，在兩宋流行與傳播程度的廣袤。本文旨在研究兩宋時期金銀器中人物故事圖像的來源與其形塑過程。首先追溯金銀器中人物故事圖的發展，其次考釋兩宋金銀器中人物故事圖像的文本來源與圖文轉譯關係。兩宋時期金銀器中的人物故事圖，開始以當代流行文學內容，如踏莎行、裴航遇仙和赤壁賦等故事為題。明顯不同於前代金銀器中以漢至六朝時期一直流行的傳統儒家、道教故事傳統。文末探討兩宋金銀器中的人物故事圖像的形塑與組成方式，以及與繪畫、版畫、漆器、銅鏡等物質間圖像與工藝上的互動關係，進而說明到了南宋末期金銀器故事圖像中使用主題格套的傾向。